【新唐人2014年3月25日訊】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黨、政、軍權力「一把抓」之後，還出任多達7個「領導小組」或「委員會」的組長或主席。這些角色使他對改革、情報和安全系統、軍事、外交和互聯網的影響力獨一無二，也確定了習近平「小組治國」的施政模式。那麼，習近平為什麼青睞這樣的模式？「小組治國」到底存在哪些利弊？讓我們一起來了解。

美國《世界日報》報導指出，「小組治國」並不是習近平發明的，而是中共「以黨領政」的必然產物。1958年6月，中共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5個小組，這可能是「領導小組」的濫觴。1966年5月，毛澤東為發動「文化大革命」而設立了「中央文革小組」，這個體制外的小組帶給中國人的災難與傷痛，至今仍讓人不堪回首，因此，對「領導小組」的泛濫問題，中共內部一直存在爭議。去年3月，李克強主持的中共國務院就曾一口氣撤掉了30多個「領導小組」。

然而，習近平在擁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三大頭銜，即黨、政、軍權力「一把抓」後，為何還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以及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並親任組長或主席呢？報導說，這是因為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三個頭銜雖大，卻不能確保習擁有終極決策權，也不能確保政令能出中南海。

尤其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員已成各種利益集團代表，政治局常委則演變成「割據」格局和分贓政治的象徵，習近平若不想重蹈「胡溫時代」空轉十年的覆轍，或許只能通過「小組治國」模式，將權力具體化，以擁有最後的「拍板權」和「裁決權」。

習近平深深體認建立強勢中央勢在必行，但現有的中共決策模式，即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策、政治局常委分權管理模式，已成為他打破利益集團系列改革的阻力，但廢除政治局會議決策模式又遙不可及，因此他決定另起爐灶，設立幾個享真正實權的「領導小組」，從而使政治局會議和常委分權管理模式形同虛設，或許，這是最容易辦到的權宜選擇。

報導說，習近平的「小組治國」思路，與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智囊吳稼祥的思路不謀而合。吳稼祥說，中共已有的權力結構是「存量政治」，不能輕舉妄動隨便廢除，因為「你不知道其中連著誰的筋、結著誰的骨，傷筋動骨，必遭報復」。吳認為可行辦法，是選擇「增量政治」，即不動原來的機構，而新設自己能指揮的機構，例如領導小組、委員會等，這樣，既不會動人家的乳酪，也能達到自己的施政目標。

習近平推動的「改革小組」不止是從事頂層設計的決策機構，實際上已成為超級內閣;「國家安全委員會」則掌管與國家安全相關的一切事務，權力覆蓋全部強力部門; 「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小組」則由於網路和信息化滲透所有領域，權威性無所不在;而新近成立的「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則壟斷軍方一切權力。

所以，無論在黨、政、軍擔任什麼職位，只有進入這些小組，才算進入了真正的權力核心。憑藉這些小組，習近平再也不需要像江澤民那樣，需要別人封他「習核心」頭銜，就能順理成章擁有幾乎所有領域的重大事務的至高無上決策權。

不過，「小組治國」的弊端也顯而易見。中國問題觀察者鄧聿文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文章《「小組」治國》指出，「小組機制」並不是中國政治的優勢，恰恰相反，它是國家治理尚未現代化的表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標誌之一，就是國家機構職能的正常化。一個政府機構如果不能正常履職，其管理勢必是不合格的，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值得懷疑。眾多「領導小組」的存在，勢必會干擾常規政府部門的履職；或者說，正是因為常規政府部門喪失了管理能力，才要成立這麼多「領導小組」。從這個角度看，「領導小組」的膨脹，本身是國家治理能力低下的產物。

文章說，不管成立「領導小組」的初衷何在，它都含有領導人擺脫現有官僚機構的羈絆、更好貫徹自身意志的意圖。相對而言，正式機構的法制化程度高一些，而「領導小組」內部的運作，更可能是以一種非規範的缺少法紀的形式進行；甚至不排除某些「領導小組」根本就是為領導個人服務的。

美國《世界日報》指出，眾多疊床架屋的「領導小組」以黨的組織名義存在，可能成為強化人治、毋須法律作依據的龐大怪獸，與法治化、現代化潮流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