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見:東莞風波與官場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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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3月16日訊】腐敗的官場與色情業市場

東莞大規模「掃黃」,密切關注打「大老虎」的人們,對「雞中槍」甚是不以為然;眾多網民於是矛頭直指央視,性交易非罪化或合法化的呼聲也再次響起。中共當局自然不示弱,開動宣傳機器反擊網上輿論的批評。

有意思的是,《人民日報》連發數篇署名「鍾新文」的評論文章,先是指責人們「對『莞式服務』叫好,為色情業張目」,將「莞式服務」與東莞色情業等同,遭到反駁後不得不改口,承認「莞式服務」的現實合理性,轉而指責「色情業的泛濫讓『莞式服務』蒙羞」。

這一變化很是微妙。「莞式服務」發展起來,色情業的「莞式標準」也能夠獨具特色,折射出色情業與市場化進程之間的確存在著一定關係。

中共政權曾經相當徹底地禁絕了色情業,然而,隨著市場經濟復興,這一古老行業也逐漸死灰復燃。而這一次,中共政權對它卻是屢禁不止,其與中共本身的腐敗之勢相映生輝。

色情業在中國不合法,不過,中國法律在中共治下屈從於權力,而權力可以默認色情業的生存空間,於是難以理直氣壯地對其實施「市場監管」。這樣一來,就造成了現實中的千差萬別:或者狀態極差,從業者極其屈辱地生存;或者曲折發展,甚至可以逐漸形成相當的市場規模與較為規範的市場規則。

色情業有其市場需求,政府對它不能完全禁絕,又難以實施監管,於是,它的市場發展就呈現一種較為自然的狀態。而在東莞這樣產業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方,情況表明,其色情業也相應地形成了產業鏈及其「莞式標準」,與其它地方相比,其模式以規範化與標準化為特色。

當然,公權力仍然會介入其間,只不過因為羞於公開介入,它儼然作為一種特殊的力量在起作用。至少,它似乎不敢公然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名義尋求壟斷,而這就為色情市場留下了較多的競爭空間。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中共領導層表態,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時候,他們不會想到,在中國,色情業是極少數能夠較多地體現市場「決定性作用」的行業之一。

色情業存在的社會基礎

考茨基在論述歷史唯物主義、論述國家消亡,論及國家沒落的時候,曾談到統治者因為沉溺於安樂而失去其治國能力的自然規律,其中,後宮制度和娼妓制度,是「兩種強有力的手段」。考茨基寫道,據他考察,「異鄉人在城市中的出現,是娼妓制度的最初起因」,有關習俗「表明了索取報酬的性愛和異鄉人的大批湧來之間的關係」,而「娼妓制度一旦存在,那麼本地人,只要他們的社會條件許可他們享樂,就也要求娼妓了」。

「異鄉人在城市中生存」的論述,在今天的中國,有鮮明的社會意義,因為中國社會中的城鄉二元狀態仍然存在。戶籍制度的不合理性已暴露無遺,然而,要對其改革或者取消,卻還是阻力重重,困難很大。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在城市裡艱難謀生,每年春節都出現一場數億人次的大遷徙,已成常態。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裡,色情業畸形生長,就有極其廣泛的社會基礎,同時,它也不可避免地向中高端生長,面向中產階級和權貴,出現更為複雜的生態。

城鎮化進程,涉及兩大要素,一是土地,一是農民工。後者,文革前的身份是臨時工、合同工或外包工,城市工業蕭條時就被遣散回鄉;文革後改革開放,農民進城謀生規模越來越大,其身份成為農民工。他們先前在城市曾屬於「暫住」,後來進化為「居住」,再進化為自由遷徙的居民,則還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對於這一龐大群體,中共表態要關心他們的就業,保證他們得到勞動報酬,還要關心其居住條件和子女教育,至於他們的性生活狀態,似乎那是一件羞於啟齒之事,對他們的生活與色情業之間的聯繫,則假裝看不見。

「掃黃」為官場反腐劃句號?

網上輿論關注東莞「掃黃」,批評央視對性工作者暗訪及報道的偏頗,並非偶然,因為人們密切關注打「大老虎」進展,關注樓堂館所、血汗工廠;而對色情業,則因為權力庇護和運動式打擊並行不悖,人們早有不滿。輿論反應中出現色情業非罪化的議論,其實更多體現的是對性工作者生存狀態的憂慮。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在官方微博上迅速做出反應,表明了文明社會的態度──性工作者不應當因為工作選擇而受到歧視和侮辱性對待。而「鍾新文」之類喉舌文章,號稱對「『東莞掃黃風波』的思考」,其實只會侈談「是非界限」、「文明底線」、「媒體責任」及「治理責任」,對色情業現實狀態及其社會環境,根本不敢具體分析。

中國黨政官僚集團的貪腐,在它羽翼下隱然發展的後宮制度,乃至於它對色情業的支持與縱容,是以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為制度基礎。在這樣一種亦紅亦黑的現實之上,無論怎樣打黑。無論怎樣掃黃,承受更多損失、痛苦和屈辱的,總是那些缺乏權力支持的弱勢群體。中共自身骯髒黑暗,專注於一己之私,還厚顏無恥地吟誦道德高調,當然使惱火網民吶喊「東莞挺住」──畢竟東莞色情業因為處於市場化之中而得以規範化與標準化,而中共之癡迷後宮與娼妓,則仍然散發出數千年專制的那種腐爛氣味。

文章來源:《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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