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日訊】奪命快遞造成了不幸後，政府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兩個辦法——第一，加強快遞收寄驗視；第二，快遞員進行考試，持證上崗。政府迅速而果斷的行為引起了很多人叫好，但在我看來，這兩條辦法都值得商榷。

兩個辦法都有其紙面背後隱含的權力邏輯。

辦法一的情況比較複雜。首先，如果能夠做到每件必驗，那麼應該能夠最直接地避免此類事件的發生。但它所隱含的背景是公眾安全與隱私之間的博弈。換句話說，為了避免小概率的安全事件發生，我們願意犧牲多大的自由空間？公共安全和個人自由之間相互讓渡，這本身確實是一個現代社會的深層次問題。在沒有公共博弈平臺的中國社會，自由以安全為名被侵犯，的確有其獨特的民意基礎。

辦法二的情況相對簡單。快遞員持證上崗制度，在物流行業迅速發展的今天，在權力沒有有效監督的現實中，只有一種可能性——變成一個新的尋租途徑。縱觀國內的經濟領域，無數尋租行為假監管之名堂而皇之地存在。本著對公權度惡的原則，在造就尋租的制度病灶得不到解決的前提下，任何所謂增加監管的行為，無論以何種冠冕堂皇的名義，都可以劃為腐敗的根源。

今年雙十一後，我國單日快遞的最高投遞件數達到了7000萬件之多，而其他時間的日投遞件數也在百萬數量級。這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在不影響用戶體驗的前提下，目前國內的快遞公司不可能做到每件必檢的收寄驗視。第二，奪命快遞確確實實是一個極小概率的事件。

在筆者看來，奪命快遞事件的最妥善處理方式，應到以法律管道對相關責任人和責任機構進行責罰為止。而以此為由的快遞收寄驗視辦法，還需要公共領域廣泛的討論和斟酌。至於所謂的快遞員持證上崗，除了增加經濟成本和腐敗通道之外，恐怕不會再有其他意義。

對於這一事件的公眾反應，筆者頗為失望。我們不知道自由為何物，這或許還可以理解，但對權力不斷膨脹、不斷尋找尋租空間的行為視而不見，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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