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3日訊】（新唐人記者陳潔綜合報導）近年來，中國面臨耕地污染加劇、水資源短缺、農村勞動力不足、農業人才流失等問題，中國人正越來越養活不了自己。事實上，中國的糧食一直保持快速增長，但卻仍然趕不上消費的增長，而糧食的安全更是一大隱患。有評論指，在這些現象的背後，可以看到，這一切似乎與中共的不當政策，如快速城鎮化、工業化、追求GDP等，以及貪腐有關，這些才是中國糧食問題真正原因所在。

快速城鎮化過程中的糧食供求矛盾

人民日報社旗下《中國經濟週刊》日前發表一篇題為「缺糧的中國」指稱，過去10年，中國人均農業產出年增速達3%，比全球1.7%的年增長率高出近一倍。然而，糧食不僅沒有出現明顯過剩，糧食的進口依存度反而翻了一番，從6.2%增長到了12.9%。

消費增速從何而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指出，城鎮化過程中，每年1700萬農民進城成為市民之後，從農產品的生產者轉成了農產品的消費者，其生活方式也發生很大的變化。體現在對農產品的消費差距上：他們從以穀物消費為主，轉而消費更多的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而這些需求都需要大量的糧食進行轉化，間接地導致了糧食需求量的增長。

按照中國目前的農業生產能力，至少需要30億畝以上的國土面積才能滿足需求。陳錫文表示：「18.2億畝耕地轉化成播種面積，大約只有24億畝。缺口在那兒擺著呢，隨著城鎮化繼續發展，缺口還會越來越大。」

著名雜交水稻研究專家、寧波市農科院副院長馬榮榮指出，這是一種脆弱的供需平衡，經不起任何風險。「戰爭、動亂、災難來了，糧食就有困難了。基本的口糧如果有10%的不足，社會可能會出現動亂；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亂掉了。」

18億畝紅線上的土地失控

在快速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保住18億畝紅線一直面臨著很大的挑戰。浙江省寧波市一位要求匿名的農業官員向《中國經濟週刊》坦言，並不太樂觀，「失去的都是糧食生產條件最好的土地，佔補平衡回來的土地大多很差，一般是到山地上開一點、荒地上開一點、灘塗上再圍墾一點。」

以寧波為例，該市一共有360萬畝的耕地，310萬畝是基本農田。「這麼多土地是存在的，沒有虛假，但真正能用的耕地只有二百五六十萬畝，剩下的100萬畝佔補平衡回來的耕地非常貧瘠。」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表示，土地和水資源的問題始終是制約中國農業產量增長最主要的因素，「在良田被佔用之後，我們能不能改造出土地資源跟水資源相匹配的良田來？現在看來，耕地與水資源不匹配的矛盾很難解決。北方地區有大量的耕地，卻缺乏水資源。例如新疆，我們現在把新疆當做後備耕地，解決水的問題卻很難。」

GDP衝動下的糧食安全隱患

隨著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從最肥沃的魚米之鄉變為最發達的工業城市群，中國糧食的主產區逐漸集中到了北方。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對《中國經濟週刊》表示，「一方面要杜絕農民撂荒土地，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地方政府的GDP誘惑和衝動。」

據李國祥提供的數據顯示，僅以黑龍江與廣東兩省為例：2009年，黑龍江省糧食總產量4353.0萬噸，人均糧食佔有量1136.2公斤；廣東糧食總產量為1314.5萬噸，人均糧食佔有量126.0公斤，前者分別是後者的3.3倍和9.0倍。同年，黑龍江省一般預算收入641.7億元，其中稅收收入 441.3億元；而廣東省一般預算收入3649.8億元，其中稅收收入3130.6億元，後者分別是前者的5.7倍和7.1倍。

李國祥調研發現，國家每年補貼糧食主產縣8000萬，經過層層「盤剝」，最後真正到縣裡，大約只剩1000萬。

農區與工業化發達地區強烈的利益對比，也激發了國家重點農業縣對推進工業化的衝動，希望借此改變糧食大縣、經濟弱縣的尷尬境況。這樣帶來的結果，一方面是對耕地的侵佔，另一方面土地污染會導致糧食質量和產量下降，甚至絕收。

據《2013—2022年農業展望》報告中引用的最新數據，中國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已佔到耕地總面積的近20%。該報告描述，城郊農田遭受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物污染，礦區周邊農田遭受礦渣和有害採礦排水污染，工廠周邊農田遭受工廠排放污水污染等問題相當嚴重。

但在李國祥的長期調研中發現，地方的環保部門與企業已經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若超標排放，罰完款之後繼續排，執法部門則以罰款支付工資，解決經費問 題。「我到廣東的一個鄉鎮調研，鄉鎮下面的環保政策執法部門一共有30多人，哪有這麼多預算養活他們，就是靠罰款過日子，養活政府官員。」

中國科學院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每年因重金屬污染而減產糧食1000多萬噸。

農業人才嚴重流失

陳錫文認為，未來解決中國糧食問題，人才是一個大的瓶頸。

馬榮榮說：「人口的總體流向總是往高利潤的行業去。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家的高端人才大多進入了房地產、信息、金融等領域。這30年，農業人才嚴重流失，相當嚴峻，已經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人們寧願下煤礦挖煤也不願意種田了。挖煤已經是最苦的活了，但還是比種田賺錢啊。」

河南濮陽南樂縣農業局局長潘玉平向《中國經濟週刊》表示：「年輕的孩子們都不願種地，種糧食的大部分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婦女，河南要保證糧食安全，解決今後『誰來種地』問題至關重要，不能出現土地撂荒的現象。」

這些年，中共出台了兩條政策：提價和補貼，以吸引一部分人才精英到這個傳統產業，以求「保命」，「否則它會徹底崩潰」。

1994年，美國學者布朗提出的著名命題「誰來養活中國？」，似乎像一個緊箍咒，時刻刺激著中國農業領域的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