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喪家之犬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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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2月18日訊】舊習難改。儘管離開農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卻從未將元旦作為一年的開始。在我家鄉,一年真正的開始是大年初一。

農曆的2011年,對我來說,就像一條長長的隧道,沒有一絲光亮。

黑暗的2011年始自我兒子找工作。那時他已完成在英國的學業,帶著法學碩士學位回到中國。他堅信,若想在中國有所作為,需在法律系統中謀到一份公職。然而,因為不是黨員,他幾乎沒機會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

當他還在讀本科時,不止一次考慮過加入共產黨,每次都被我勸阻了:「難道人必須要成為黨員,才能獲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作為一個父親,兒子的經歷使我感覺我應跪在黨的領導面前,求他們給入黨和未入黨的年輕人同等的求職機會。

黑暗的2011並未中止。我最新的作品,《四書》——一本直面中國人民在上世紀50年代末的大躍進以及隨之而來的饑荒中所受創痛的小說,被近20家出版社退稿。拒絕的理由幾乎是一致的:誰敢在中國出版我的書,誰就將被關掉。

這部小說花了我20年構思,2年時間寫作。作為一個作家,這本書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它將成為中國文壇一部重要作品。然而,中國出版業的現狀就是如此,對我來說,除了接受,別無它選。我只能長吁短嘆。

厄運連連。伴隨著書不能在大陸出版的夢魘,我在北京的房子也被強拆了,理由是附近有條公路要拓寬。強拆如颶風來臨。沒人向我和鄰居們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賠償沒有商量餘地,不管原有面積多大,蓋房子花費多少,一律只有50萬。大家還被告知,「誰願意跟政府合作,將會額外獎勵70萬。」兩項加起來共有約19萬美金,看起來數額很大,實際上在今天的北京,這些錢在好地段也就能買個廁所。

居民們與強拆隊之間劍拔弩張,大家發誓,要用生命維護財產和尊嚴。

鬥爭持續了數月之久。一天黎明,小區的牆被強拆了。一些疲於應戰的老居民不得不被送到醫院去。隨後,一系列的盜竊案出現在小區,大家心知肚明,這只是用來嚇唬居民們的策略而已。報警毫無價值,其幼稚程度與小學生報告說鉛筆被偷無異。

11月的最後一天,離強拆期限只剩一天了,我在新浪微博上貼了一份對H和W的公開信,呼籲政府不要再跟被拆遷者玩 「貓鼠遊戲」。我當然知道,這封信不會到達它該到的人手裡,但我希望它能吸引足夠的注意力,從而向當地政府施壓,在強拆期間避免流血衝突。

我的公開信被大量轉發,幾乎立刻傳遍全國。然而,它所產生的影響,如同在風中竊竊私語一般微弱。

12月2日,凌晨五點,一隊戴著頭盔的便衣男女,從窗戶闖入我鄰居家中。在向入侵者聲明他反對拆遷後,我鄰居被帶走關了起來。他家的一些大型家具被搬出門外,隨後房子被推土機剷平。後來他回憶說,那天早晨他看到200多個戴頭盔的便衣圍在自家房子邊上。

整個12月裡,有30多戶被迫同意拆遷,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結束了。這次經歷使我意識到,一個公民和作家的尊嚴,尚不如一隻餓犬向主人搖尾乞食重要;一個公民可享有的權力,還不如一個人手中握住的空氣多。

我很想哭。有時我甚至會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哭一場,也是一個不小的特權吧。

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像狗一樣活著。我夢想能在我的書中大聲喊出這一切,並將我的吶喊變成優美的樂曲。這怪誕的人生和奇妙的夢境維持著我的生命,有時甚至給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斷的灰心、喪氣。

我身心俱疲,只想離開這黑暗的2011年的北京,回到自己的家鄉去。我渴望能在家鄉開始一個全新的2012年,跟我的母親和親人們待在一起,讓他們簡單的溫暖帶走一切冰冷、焦慮和恐懼,遠離那些在2011年黑暗的隧道中包圍我的東西。

我回到了位於河南西部的家鄉嵩縣,與我80歲的老母、兄長、嫂子、侄女們一起過了十天。我們一起回憶過去、說笑話、打麻將。無人提及我的作品或是經歷過的不幸,我們像過著完美的生活一般。

每日所見,皆是燦爛陽光。每日所感,都是親人關愛。那十天,我們坐在電視前,一起看肥皂劇,看春節聯歡晚會。電視節目很一般,但家裡的暖意驅走了黑暗的2011年。我感覺很安心。

除夕夜,我們按照傳統,一起吃了頓餃子。母親把她的一些餃子分給我,以示關愛。一小縷頭髮垂下來,她的臉上洋溢著幸福:「我們國家現在富強了,這多麼美妙!」她說,「我們現在能吃肉餡的餃子了,隔三差五吃,就跟以前窮的時候吃野草一樣多!」

我哥哥終其一生都是一個騎自行車到處送信的郵差,現在他退休了,開著我用版稅給他買的車子。「為什麼有人會恨政府呢?」一次他載我去看望一個住在山村裡的親戚時,在路上問我。「我們生活的很好,這還不夠嗎?」

我兩個姐姐都是農民。她們很愛看一個清宮肥皂劇,劇中的皇帝很聰明,做事遊刃有餘。姐姐們希望我也能寫一個那樣的肥皂劇本,既有錢,又有名。她們說,只要寫出一個成功的肥皂劇就會讓整個家族臉上有光。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真相信這些東西,還是只想安慰我而已。我不知道這幾年獲得的財富,是否真的讓中國人民堅信,吃得飽、穿得暖真的比權力和尊嚴更重要?或者,在他們看來,一盤餃子,口袋裡的一點錢,比權力和尊嚴更有用?

我沒問,也不想深究,因為我知道,根本就沒有明確的答案。於我而言,我更願意保持尊嚴,即便那意味著飢餓至死。這信仰在我的血液中流淌,這也應是文化人的基本原則。然而,在今天的中國,對許多人來說,這只是一派胡言。可是,我為何要抱怨?就連文化人都將食物和錢置於尊嚴之上,我怎能以此來批評我的 親人們呢?

大年初六是出門的吉日,我該走了,親人們都趕來與我道別。與以往一樣,每逢這種場合,母親都會掉眼淚。但直到最後一刻,她才開口。

「多和有權有勢的人交朋友」,她在我耳邊低訴。「別做讓那些人反感的事。」

我走之後,哥哥給我發了一條短信。「大過年的,我就沒說給你聽。要記住:別管是為了什麼事,都別惹政府。」

我外甥陪著我到了最近的高速入口斜坡處。「我媽讓我告訴你」,那孩子吞吞吐吐地說,「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別寫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寫,就寫點誇政府和國家的。別越老越糊塗。」

我點了點頭。

「告訴你姥姥、舅舅和媽媽:別擔心我,我很好。我寫的東西很好,我也應付的來。除了皺紋和白頭髮越來越多,沒別的煩心事兒。」說完後,我開車離開。

一邊開車,沒來由地,眼淚倏然而至。我只是很想哭。是為我母親、兄長、親人們以及那些同樣有了吃的就忘了尊嚴的陌生人們?還是為那些像我一樣熱愛權力與尊嚴卻活得像喪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只想大聲哭泣。

我停下車,任涕淚肆意橫流——落到我的臉上,流進我的心中。很久之後,眼淚乾涸了,我又發動了車。我在開回北京的路上,喘著粗氣、焦慮萬分,就像一隻迷失在黑暗隧道中的喪家之犬。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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