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郁玉:速度崇拜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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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11月1日訊】近30幾年來,「速度」,或前綴于「中國」,或後綴于「中國」,與中國緊密聯繫在一起。發展依賴於速度,痴迷於速度。尤其是當全世界都驚訝于這種「中國速度」的時候,我們就似乎在那些羡慕與嫉妒的複雜目光中,為速度尋到了正當的根據。

也正是這種速度,讓我們的發展屢現奇跡。其實,常態的發展並無什麼奇跡可言。跨越式的發展,超常規的發展,是奇跡屢現的前因。常識伴隨著常規,特色尾隨著奇跡。習慣於奇跡的人們,喜歡用「特色」來解釋奇跡;創造了奇跡的人們,很容易忽略常識的力道,也很難再滿足於常規的速度。

最近兩年,人們逐漸認識到發展速度的另一個側面。因了這種認識,適當降低發展速度,適時轉變發展方式,遂成為決策層的一個政策選擇。只有把發展速度降至一定程度,各方緊繃的關聯鏈條才有可能鬆弛下來,結構的變動才有可操作的空間。但是,實際上,發展的速度越快、持續的時間越長,前沖的慣性也就越大。

9月28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吹風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官員,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與走向進行了描述:中國宏觀經濟整體走勢良好,風險挑戰並存;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預計仍然會在9%以上……

9%的經濟增長速度,絕對不是一個讓市場關聯方的緊張關係可以鬆弛下來的速度。9%的經濟增長速度,于中國的現實而言,仍然是一個超常規的發展速度。「十一五」期間,中國發展速度超過11%;「十二五」規劃,中國政府把發展速度定為7%,但是,今年——「十二五」的第一年,中國經濟增速「沖10」的呼聲甚高……

也許,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發覺中國已然慢不下來了。

市場發育,社會發展,都向中國這個飛奔向前的列車發出緩速前進的信號,但是,中國慢不下來,馳騁依然。就像擔心動車和地鐵的信號系統失靈一樣,我們非常擔心中國前行道路上的信號系統也會變得扭曲失效。我們還擔心,在經濟發展方面,社會、生態以及經濟本身的諸多險象,仍舊會被一些人理解成是全速前進的信號。

30多年的慣性,讓始終高速行進的人們產生了速度依賴。希冀用增速發展解決「存量問題」和「增量問題」,但實際情況往往是「存量」減少不多,「增量」累積更快。實際上,經濟發展本身,並不能全部處理其所帶來的所有後果。甚至可以說,經濟發展本身,處理不了其所帶來的大部分後果。經濟發展產生福利,增速經濟發展產生不斷增加的福利。但是,讓整個社會澤蔭于福利之中,讓社會成員感受到不斷增加著的福利,卻是政治的分內之事。

現時中國,不少握有經濟發展大權的政府官員,喜歡幹一些大工程。這固然是其政績之大手筆,也固然是為經濟增速添加數字之作,但也更是在公共財政的軟約束尚付闕如、硬約束形同虛設條件下養成的行為偏好。這種偏好疊加在一起,足以抵消任何給經濟發展「剎車」的努力。

在經濟與政治各自發展的落差中,既有利益汲取手段和獲得渠道的固化,讓許多人不斷膨脹著加速發展的衝動。現行利益結構和福利分配方式中存在的非正當性,使不少從中得益的人對其得益的方式有著非常暗淡的預期。不過,這種預期非但沒有使他們停下來、慢下來,反而使他們產生了「時不我待」的緊迫感,用超高的消耗,驅使經濟發展的列車儘可能快地抵達他們期待的終點。他們解決代際公平發展中「存量問題」的方式,就是繼續用既有的方式去增加代際發展中的不公平。

而實際上,正是這種超高消耗的發展,讓越來越多的人對後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產生了疑問和焦慮。於是,越是後來的掌控經濟發展權力的官員,就越是想在生態還能承受、資源還未耗盡的時候,來完成自己的政績,成就自己的利益。在一些官員看來,短期利益,雖然在取得方式上的正當性不足,但份額足夠多;長期利益,取得方式正當性的預期增加,但份額不確定。這也是不少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抵抗深化制度性變革的原因之一。

因此,生態系統的坍塌、資源的耗竭、利益取得的規範化以及福利分配的正當化,既是一些官員在經濟發展上要加速再加速的誘因,也是為什麼任何減速的措施,都會使他們焦慮不堪的原因。

在發展速度問題上,後發國家普遍存在著焦慮情緒。後發國家在經濟起步期間,那種拼資源、拼環境的粗放發展方式,其所取得的不俗經濟成就,往往不僅沒有使後發國家產生對未來經濟發展的自信,反而更加深了其焦慮的程度。由此,在粗放式發展的經濟結構以及「後發劣勢」的制度環境中,經濟越發展,官員就越焦慮;官員越焦慮,就越是要加快經濟發展……

在中國,近代以來「落後就要挨打」的歷史及其闡釋,成為我們加速發展的意識形態支撐。然而,今天我們這個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讓我們深思:對速度信仰般的崇拜,還要繼續嗎?

文章來源:《南風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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