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8日訊】（续前）花費巨額民脂民膏編出的《二卷》，就是一部偽史。當前不止一位中共黨內的史學家、法學家、政治學家和眾多幹部、黨員，都在認真批判這部偽史，只是因為當前空前緊控的政治形勢，使得他們的研究成果不便于公開發表。《二卷》從廟堂掃進垃圾堆，假以時日，是被歷史注定了的。

90年只確定四代領袖是無視歷史

《二卷》依照建國六十年的宣傳口徑，在正文之前，只選取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四幅彩色照片。建黨90 年如果只確定這四個領袖，是無視中共建黨的歷史。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于1920年，不是1921年。

根據前蘇聯解密檔案，1920年蘇共派27歲維經斯基和妻子，攜帶金盧布來中國幫助建黨。他奉命到了北京找到李大釗談建黨之事。李說：“這個問題太大，你要到上海去找仲甫先生（陳獨秀）談。”

中共黨史研究室1997年開始出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920──1925卷，第一集31頁，是維經斯基1920年8月12日從上海寫給蘇共中央的匯報：“我在這兒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鮮局並列），由5人組成 ──4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3個部，即出版部、宣傳部、組織部。”建黨時的領導核心是：書記陳獨秀，出版部長汪原放，宣傳部長李達，組織部長張國燾，維經斯基是共產國際的當然代表。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十天之後，1920年的8月22日，在上海又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新青年》成為黨刊，還辦了黨刊《共產黨》，公開打出了共產黨的旗號。這一年，在上海漁陽裡辦了黨校，對外名為“外國語學校”，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劉少奇等都在黨校學習。黨校還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同志到蘇聯去學習。因為湖南的毛澤東沒有趕上進黨校，後來這段歷史就一直被埋沒。

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中，也有一份寫于1921年初的材料，材料開頭寫明：“中共是去年成立的，領導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同志。”

二、參加一大時毛澤東還沒有加入中共。

1920年建黨之後，1921年安排了一大。三個主要的建黨人，陳獨秀、李大釗和維經斯基都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一直錯誤確定一大是中共建黨的標志，是因為毛澤東參加了一大。當時毛澤東還不是黨員，是CY（團員）；中共宣傳部長李達對他說：“既然來了，就參加吧。回去以後再參加CP（中共）。”李達因為講了這個事實，文革中被殘酷批鬥，停醫、停藥至死。

三、一大召開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一大代表為13人，共產國際代表2人。所謂“七一”，是因為戰時無法核實，由毛澤東欽定的時間。

四、中共黨史上擔任過總書記、主席的有13人：

陳獨秀（一大當選為中央局書記。二大、三大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四大、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瞿秋白（1927年八七會議陳獨秀（缺席）被免職，瞿秋白被指定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他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

向忠發（1928年7月中共六大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1931年年6月22日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叛變，6月24日被國民政府槍決于龍華。）

王明（1931年1月7日六屆四中全會。撤銷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王明擔任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0月王明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7年11月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免去王明的書記職務。）

秦邦憲（博古）（1931年9月-1935年1月，為中國共產黨實際最高領導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35年遵義會議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

張聞天（遵義會議-1943年3月，中共中央總書記。1938年8月，王稼祥從蘇聯回國，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中國共產黨應以毛澤東為首解決團結問題。張聞天衷心擁護，即向毛澤東“讓位”，但仍舊是名義上的總書記。）

毛澤東（1943年3月，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從七屆一中全會起至1976年9月9日逝世為止，一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

華國鋒（1976年10月- 1981年6月，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十一屆六中全會辭去主席職務。）

胡耀邦（1981年6月在十一屆六中全會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年9月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6年1月生活會上被迫辭職。）

趙紫陽（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代理總書記。同年 10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中，堅持修改“4·26社論”，反對戒嚴和武力鎮壓，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撤銷他黨內外一切職務。）

江澤民（1989年6月-2002年11月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胡錦濤（2002年11月─今，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五、《二卷》包括的歷史時期，與江澤民、胡錦濤無關。《二卷》在四張彩色領袖像之後，還選擇了29年的47幀歷史照片，竟然看不到擔任過黨的最高職務的華國鋒和起了重大歷史作用的胡耀邦，連個黑白影像都不給。

隱惡揚善肯定歷次政治運動

建國之後，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的歷史，是一個接一個重大決策錯誤的歷史，也是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接一場政治運動的歷史，據統計，文革之前的大小政治運動一共有47個，文革十年包含的政治運動也在十個以上。毛澤東對歷次的政治運動都有大量的批示記錄在案，這些政治運動都不同程度令國家和人民遭受到嚴重的傷害和和無法比擬的慘重損失。共同特征是一律採取急風暴雨的形式，搞階級鬥爭，搞刑訊逼供，搞嚴重擴大化，制造出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二卷》對文革前所有的政治運動基本肯定，有的只寫了稍有不足和缺陷，有的幹脆略去，以此模糊或掩蓋毛澤東的錯誤和責任。篇幅所限，本文只擇三，四。

一、與“抗美援朝”同時開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這個政治運動的命令，只比毛澤東下令東北邊防軍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待命出征朝鮮戰爭的命令晚兩天。這場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同時進行的三大運動之一，《二卷》目錄中根本找不到。不但沒有一章，甚至沒有一節，有關小標題是隱藏在一小節的文字之中的，令人不可思議地竟然還沒有數字。

《毛澤東選集》五卷38頁注釋：“鎮壓反革命工作，分為外、中、內三層，清理‘外層’，是指查隱藏在社會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層’是指清查隱藏在我軍政機關內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內層’，是指清查隱藏在我黨內的反革命分子。”全國幾億人，如此篦梳子一樣篦，鎮反運動到底殺、關、管了多少人？

1954年，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做的《開國大鎮反》的報告裡，公布的數字是“捕”262萬餘，“殺”71萬2千，“關”129萬，“管”120萬，“放”38萬。

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記錄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親口所言：“鎮壓反革命，殺100萬，極有必要！”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下簡稱《文稿》）第二冊，有大量毛澤東對全國各省市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批示，他不停給各地下指標。就像戰爭年代一道接一道的督戰令。

“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兩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壓低敵燄、伸張民氣，是很必要的。”

“天津準備于今年一年內殺一千五百人（已經殺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殺五百人完成這個計劃，我們就有了主動。”

“北京市人口二百萬，已捕將捕人犯一萬，已殺七百，擬再殺七百左右，一千四百左右就夠了。”

陳毅在上海因為沒有完成指標，遭到毛澤東非常嚴厲的批評，第二天就殺了1000人。

1951年3月20日，《對鄧小平關于清查處理西南軍政機關不純問題報告》的批復和復電，毛澤東寫道：“西南軍政委員會直屬財經機關九千餘人中清理反動分子的經驗，早幾天我已經通報你們了，請你們根據此項經驗，著手布置清理自己的軍事機關，財經機關、政法機關、和文教機關，先做重點布置，取得經驗，再行推廣，盡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在毛澤東對中央各大局頭頭腦腦的眾多報告的批示中，滿眼可見：“應當放手殺幾批”，“應殺者均殺之，應判徒刑者均判徒刑。應管制者均管制。”“反革命分子應當再逮捕幾批，到捕幹淨時為止。”“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

毛身兼黨和國家兩個主席，黨權、行政權幹預司法，可謂登峰造極。毛澤東的批示在《二卷》裡都沒有，只有糾正“輕敵思想”，“全黨動員，全民動員”和輝煌成績。

二、被《二卷》肯定的“三反”、“五反”運動。

1951年10月底，全國大規模的群眾性鎮反運動基本結束，12月1日“三反”、“五反”運動便開始了。這是《二卷》評價極高的一場政治運動，佔了一節。

毛澤東對于這場運動下的指示太多了，《文稿》第二冊、第三冊，有一百五、六十篇。1951年10月30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反貪污浪費指示中指出，這“是全黨一件大事”，“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要求全黨學習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進北京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就提出掌權後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砲彈的進攻”。對毛澤東“殷鑑”最深的，是打下北京之後李自成的迅速覆滅。

1951年12月8日，毛澤東給華東局、福建省委，並告各中央局，轉分局、省市區黨委，各大軍區及志願軍黨委，通發了“中央關于三反鬥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電報：“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貪污分子、浪費分子、官僚主義分子當然大多數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即是反革命分子），他們的罪名是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但這個問題現在已極嚴重，必須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去進行鬥爭，一樣用死刑和徒刑等對待他們，並且一樣的要查明情況。心中有數（犯貪污的佔全體工作人員的百分之幾，輕者重者最重者又各佔百分之幾），精密地掌握這一鬥爭。”

毛澤東批示“深山密林，必有老虎”，把問題看得十分嚴重，和“鎮反”一樣，他親自給各地、各系統下指標。1952年 1月22日，毛澤東給譚政、陳毅二同志，並告各中央局，大軍區，志願軍：“必須以全力進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編，全軍不許有一人例外。”“尤其注意打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各大軍區你們請出的老虎都太少。像華東中南西南三大軍區系統估計至少有大老虎二百個以上，華東中南可能更多，千萬不要讓他們溜走了。望各大軍區提出一個估計數字告我為盼（中央一級估計至少可以打出七十只大老虎）。”

令人驚異的是毛澤東的指標一再變化，如同“芝麻開花節節高”。五天之後：“二月份全軍發動打大老虎，至少應打二千只到三千只。二月份不整編，全力做三反。”十天之後：“估計中央一級十二萬人中就有四百只大老虎，東北全境黨政機關及企業的工作人員中可能不止五百只大老虎，可能一倍或幾倍于此數。”2月4日給譚政：“廣東軍區系統包括海防和各軍在內，至少有幾百只乃至上千只大中小老虎，而你們只分配該軍區大老虎二十只，中小老虎一百八十只，這是完全不適當的。你們對各省壓力太小，遷就他們的右傾思想，特別對廣東是如此，望注意改正。”同日：“東北局二月二日來電說‘東北地區的老虎估計不會少于二千只’。這裡未說明老虎的大中小。如果包括大中小老虎，則數字太低，東北當有大中小老虎兩萬只以上。華北縣以上即有大中小老虎一萬多，如包括區鄉，亦當在二萬只以上。如東北所稱二千只是大老虎，則比華北的一千二百只大老虎高得多。總之虎數增多，證明認識進步，信心增高，勁頭增大。”次日：“像山東這樣的大省，有黨、政、軍、民、學五個方面，有幾十個大中城市，有很多分區和縣城，一千萬以上的大中小老虎，應當不是幾百只而是幾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計，應當不是幾十只而是幾百只。我提議分局立即召開一次打虎會議，規定打虎數目，限期完成任務。

上海市委和華東局因為捉不到貪污的“大老虎”，竟然發明了“思想老虎”。著名思想家的顧準就是被定成“思想老虎”被打倒的。

毛澤東指示一百萬正在打仗的志願軍，也要抓出幾萬只老虎。1952年2月16日志願軍黨委轉來三十九軍黨委的電報： “今日五時三十分敵人向我全線陣地猛烈砲轟，出動戰車四十餘量，有大舉進攻模樣，為此，已令一一五師、一一七師暫停打虎，全力動員作戰，粉碎敵人的進攻。”毛澤東只能批示：“處置很對”。

毛澤東親自決定槍斃大老虎劉青山、張子善。當時劉青山參加中國農民代表團正出國訪問，而且當選為一國際組織的執行委員。一下飛機即遭逮捕，1952年2月10日執刑槍決。毛澤東講：“殺了他們就是救了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啊！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可是坊間傳說劉、張的巨額贓款，大多是弄來搞了“機關生產”。

劉、張被斃4天之後，天津市委給毛澤東等打來《關于在三反、五期間維持正常的經濟生活》的報告：“自三反內外交流、城鄉交流停滯，對天津經濟已發生重大影響。批發商業較前減少一半；銀行不貸款銀根很緊；私人不賣貨，也無心賣貨；工業生產開始下降；稅收顯著減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響的勞動人民已經叫苦。如不採取措施，經濟上的萎縮現象還要發展，時間過長，則元氣損傷過大。三反後，恢復將遇到更多的困難，生產、稅收會受更多的影響。”五反“一查封，資本家的代理人躺倒不幹，工人要求復工開業，但是沒有原料，沒有資金，機器破爛，困難很多，只好由財政局墊發工資。”

《二卷》雖然也極為簡略寫出“1952年全年，全國大中城市私營工商業歇業數超出開業數11791戶。三四月間，出現新中國成立後又一次失業高峰。”但是回避了大量冤假錯案的產生，運動基本是按照毛澤東的意志在展開，執行毛意志的人，都可以“無法無天”，都可以不按照程序，不注重證據，隨便懷疑人，侮辱人，先從精神上把人打垮，甚至讓人家破人亡。1951年，1952年，中國真是處處血雨腥風，公審處決的槍聲響遍各地，自殺變成常態，監獄爆滿。著名愛國企業家盧作孚運動一開始就絕望自殺，民族資產階級開始一步步走向滅頂之災。

三、被隱瞞的全國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

《二卷》忽略不計的政治運動比比皆是，對1955年發動的，持續三大改造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過程中的全國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卻是刻意隱瞞。

　1，毛澤東三大改造中指示二次鎮反。

毛澤東急風暴雨形式的三大改造運動，實際是對私有財產的強勢剝奪，有“三面架機槍，大路走一方”之勢。當時就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是不願意。尤其農民，剛經過土地改革分得了田地，過上了兩三年好日子，就要把土地交給集體，不甘心，不情願，反抗鬥爭不斷出現。農民殺豬、宰羊，不積肥，不積極備耕。因為糧食緊張，1953年12月全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1954年又實行棉花統購統銷。全國城鎮實行票證供應。農民世世代代依賴的糧棉自由交易市場被取締。全國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

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1955年4月21日，國務院召開第九次全體會議，聽取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關于《公安部1954年工作的簡要總結和1955年工作要點的報告》。隨後公安部給中共中央打了專門報告說：“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的進展，鎮壓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不僅沒有緩和和減弱，而且是更加緊張和更加復雜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一些群眾對農業合作化的不滿和工作中出現的缺點，造謠惑眾，制造騷亂和反革命暴亂；資產階級中堅決反抗社會主義改造的分子進行報復破壞活動；一部分反動富農破壞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各項中心工作。”5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的報告，在批語中指出：“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安全”，必須“動員全黨和全體人民加強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的鬥爭，嚴厲鎮壓一切敢于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目前要著重反對該捕不捕、該判不判、重罪輕判和該殺不殺的右傾情緒”。全國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

1955年-1957年，各省（市）年年都有向中央報告並獲得批準的鎮壓反革命計劃，包括捕人、殺人具體數據。所謂 “反革命分子”絕大多數都是抵制、反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

鎮壓並沒有消除反抗。因為虛報農業生產合作社糧食產量，然後實行高征購，用打罵、捆綁、非法關押手段，強迫農民賣糧，等到農民沒有飯吃時，又向農民返銷糧食，來回折騰。返銷的糧食少，不能維持生活，各地普遍發生搶糧事件。有的是多達幾千人參加的暴亂。參加者幾乎都是農民。1957年2月22日，安徽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喊出的口號是“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暴亂者打死2個民警，搶奪槍支彈藥，兩縣派武裝公安聯合鎮壓，一次就打死49人。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後，農民收入大量減少，吃不飽飯，為了生存，農村偷盜事件也十分普遍。

　2，反右派運動中，把右與反、壞生硬掛鉤。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在一個批語中，要求公安機關“嚴密注意敵情動向，尤其要注意農村敵情動向，使右派分子在工農群眾中徹底孤立起來”。公安部于8月底9月初在北京召開全國公安廳、局長座談會，認為在“整風”運動中“客觀上形成了右派分子與反革命相呼應、海外敵人與國內敵人相呼應的局面”。其特點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搞宣傳、搞組織、搞武裝活動，地主富農分子煽動農民鬧事、退社，搞反攻倒算。”會議要求“進一步再給殘餘反革命勢力一次有力打擊”，制定了堅決地“逮捕一批，管制一批，勞教一批，批鬥戴帽子一批”等14項措施。毛澤東批準公安部計劃，會後不到三個月時間，全國逮捕的人數大大超過1956年全年的總和，僅被判處管制的人數就有120萬人之多。

　3，大躍進使得第二次鎮反進入高潮。

1958年，按照毛澤東批準的公安工作計劃要點，為了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發展不受幹擾，鎮壓反革命運動再起高潮，各地一律用以下四仲辦法嚴格控制社會：

其一，要求公安機關“把應該逮捕的人逮捕起來，把應該拘留的人拘留起來”，于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下達捕人的計劃和指標，要求對那些反抗抵制人，和暫時沒有反抗、抵制而將來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能犯罪和潛在犯罪的人，統統關進看守所、拘留所、勞教隊、集訓隊，不讓他們有反抗的機會。拘、捕人不再是政法機關一家的事，黨委、政府、人民公社甚至生產大隊領導人都有權決定捕人、抓人，公社也可以組織勞改隊。

其二，195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解釋及處理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把“政治騙子、投敵叛變分子、流氓分子、品質極端惡劣的蛻化變質分子”定為“壞分子”。從此社會上的階級敵人就增加了“壞”這頂帽子。對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地主、富農帽子不合適，就戴“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其三，人民公社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要把社員死死控制起來，由幹部嚴格管理。從事農業生產、大鍊鋼鐵、興修水利的各種勞動場所，都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 “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公共食堂普及後，社員家裡鍋碗盆勺被沒收，或拿去鍊鐵，稍有反抗行為，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也有被逼急了鋌而走險進行犯罪活動的。僅1959年8月到1960年1月，安徽省就發生食堂投毒案46起。另外發生9起兇殺案件，其中一次社員餓極了，到食堂搶飯吃，遭到阻攔，殺死公共食堂管理員、炊事員共15人。

其四，就是全國廣設收容審查站。1958年到1960年底，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4次通知和1次電話會議，要求全國各地，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盲目流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收容遣送惡法一直執行到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被打死才被取締。

《二卷》寫了少許三大改造以來尖銳的社會矛盾，但是對毛澤東批準，公安部執行的全國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刻意隱瞞，只字未提。

（待續）

（原題目：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二） ）

文章來源：《明鏡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