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記者 綜合報導】 旺旺 ：能不能請您簡要談談您的一些經歷？

侯伯治 ：我出生於音樂世家，早年就讀於上海音樂學院，畢業後即成為上海芭蕾舞團樂隊首席小提琴、上海交響樂團室內樂隊首席兼隊長，曾出任芭蕾舞劇《白毛女》的首席小提琴。 1981 年移民加拿大，先後擔任雷灣樂隊首席兩年、尼亞加拉樂隊首席兩年，多次演奏莫扎特、巴哈等人的作品，自 1985 年起我受聘於多倫多皇家音樂學院教授小提琴。

旺旺 ：我聽說您剛來時也經歷了很艱難的過程，能不能請您回憶一下那段經歷？

侯伯治 ：我剛到多倫多的時候，住在我哥哥的辦公室樓上的公寓。我從國內出來時，付完行李託運費後，身上僅有一千美元。來了以後付醫療保險又用去了幾百元。

　　來到加拿大一天不工作，掙不到錢，就無法生存。要掙錢，我當時能走的路無非是：教琴、開音樂會、或是加入一個樂隊。

　　我曾在報上登過招生廣告，這一著並不成功。廣告登出去三個月，才接到一個電話，對方還嫌費用太貴。當時我初來乍到，在本地沒有背景，所以無人問津。

　　開音樂會也勞而無功。我費了好大的力氣，從場地、設備、售票，到登臺演出，我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張羅，足足折騰了三、四個月，最後雖然演出效果還不錯，但收入方面卻不盡人意。

一次從報上看到一個芭蕾舞團要招小提琴手，我覺得這很對口，就和人家約了去面試。對方簡單問了幾句，就讓我拉一段曲子。拉完後，對方很坦率地說：“你的琴拉得確實不錯，可你的風格聽上去太激進，對於本地人來說就顯粗糙一些”。這就是本地的實際情況，對於一個外來的藝術家卻又是難以承受之重。

一次次的嚐試，一次次的失敗，我的心在收緊，“新大陸的曙光在哪裏？”

　　這時有人建議我改行做生意，我還是堅持認為自己在小提琴方面的知識技能是應有所作為的，不願意背棄自己對音樂的追求。那段時間雖然很艱難，但我自始至終沒有向困難低頭。我對藝術、對人生有執著的追求，我堅信再苦、再難的日子總會過去，一定會過去！

不久我去參加了一個叫 OTP 的樂隊訓練班。這個班是按雙管樂隊編製收人的，由政府出錢，北美名樂隊指揮與名提琴家來排練、指揮及演出。參加培訓的人每週還可以得到 $70 的生活津貼。這樣我既可以解決生活之憂，又能較系統地了解北美樂隊的演奏風格。

　　在 OTP 學習期間，我還跟著名的提琴家 STEVEN STARYK 學。但在上了幾次課後，他即認為我不需要上甚麼課，並對我的運弓和左手技法給予相當高的評價。當培訓班結束時，這位大師問我打算去哪裏干？我說不知道。我當時心裡很猶豫，心想找工作總不至於要老師幫忙吧？他怕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又進一步暗示說：“我在這邊影響很大，只要我打一個電話，你就可能有一份工作。”我其實已經非常明白他的話，可就是面子放不下來，不肯講出我需要他的幫助，覺得這樣做顯得自己沒出息。就這樣我失去了他可能想給我的幫助。機會失去就很難找回，一段時間裏找工作毫無進展。一直到半年後，我才在安省西北部的一個小城裡的一個小樂隊裡謀到一份差事。

　　這時正值冬天一、二月份，我一人飛到那邊，眼見得冰天雪地，當地的氣溫比多倫多還要低十度。這個樂隊其實有三個空缺，其中最好的位置是副首席小提琴手。聽完我拉琴後，在場的都很滿意，我就擔當了副首席。隨後我就把家眷都接了過來。在那邊一呆就是兩年。

有一次我去多倫多參加一個音樂會。沒想到多倫多皇家音樂學院的院長也在觀眾席，他對我的演出非常讚賞，當場找到我，提出邀請要我去他的學院工作。與小城樂隊相比，回到多倫多，進入皇家音樂學院，當然吸引力要大得多，於是我爽快地答應了。

任職多倫多皇家音樂學院是我數年動盪奔波的移民生涯的里程碑，也是對我堅持理想的最好回報。

旺旺 ：聽說您哥哥以及很多親戚朋友都不贊成您來到加拿大後堅持專業的追求和發展，他們都希望您能棄樂從商，面對現實。請問一個藝術家的尊嚴比生存更重要嗎？我做個壞的設想，如果您後來沒有機會到 OTP 學習，以及去小鎮演出並獲得多倫多皇家音樂學院的機會，為了生存您會到街頭賣藝嗎？我在街邊和地鐵口看到過很多這樣的接頭藝人，尤其在凜冽的寒風中，這樣的景象很令人心酸，請問，您認為他們是在出賣藝術還是堅持藝術？

侯伯治 ：我認為人活著總還是要有個信念，有信念，那必然跟尊嚴相關。我自己不會去賣藝，但我可以理解有人這麼做。這談不上到底是出賣藝術還是堅持藝術，每個人對藝術的理解不同，每個人的情況也不同，只要為了自己的信念，怎麼做都是值得尊重的。

旺旺 ：您的女兒侯以嘉獲得“ 2004 年華裔青年成就獎之青年大獎”，去年在加拿大全國古典精品樂器使用權選拔賽贏得小提琴組第一名，從而獲得價值 275 萬美元古典小提琴使用資格。當您的女兒對您說“爸爸，蘋果我摘到啦 …… ”時，您是甚麼心情？聽說您女兒的成就來自您的悉心傳授，我想知道您在教育子女成長、成才方面有甚麼心得？

侯伯治 ：當然我很激動。我覺得我的藝術生命在女兒身上得到了延伸！我為我女兒的成就驕傲和自豪！她 4 歲時我開始教她學琴，那時我就覺得她是塊好料子。我把自己對音樂的理解悉心傳授給她，這樣她就不必走彎路。我要求很嚴，在教她學琴的時候，我把自己當作一個老師，而不是父親，我女兒認為我“好兇”。我堅持每天給她上課，一天都不能拉，我跟她說過，為了她，我“不會有一天缺席，不會有一分鐘缺席”。我們老兩口從來不出去渡假，我們近乎在苛求自己，但是女兒的成就是我們付出的最好的回報。在女兒八歲的時候，皇家音樂學院的院長聽說她琴拉得不錯，就對我說，想聽她拉琴。等學完門德爾松的小提琴協奏曲後，我就帶她去見院長，給他拉這段曲子。當她拉完第一樂章之後，院長就連忙叫她停住，去把周圍的老師都叫了來，一起聽我女兒演奏，一直到曲子拉完。老師們一個個都吃驚得不得了。一陣掌聲之後，有人當場發問：“她是跟誰學的？”我回答道：“我！”那個人接著又問：“以前是跟誰學的？”“還是我！”“那你就是最好的，可你又是在哪裏學的呢？”我知道他們想我說在諸如紐約、蘇聯等地，但我乾脆地告訴他們：“在中國！”

後來我女兒技法學深了之後，就到美國跟當今極負盛名的 Dorothy Delay 學琴，他已經八十多歲了。我女兒一路下來都是接受的最好的訓練，這為她日後進軍國際比賽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後來進入最高音樂殿堂學府——美國紐約朱麗婭音樂學院 (JUILLIARD SCHOOL) ， 2001 年畢業，獲得碩士學位。 1997 年獲得西班牙 PABLOSARA SATE 國際小提琴大賽冠軍， 1999 年獲得意大利 RODOLFOLIPIZER 國際小提琴比賽冠軍，同年獲得國際四大小提琴比賽之一的巴黎 THIBAUD 小提琴比賽總冠軍，那年她才 23 歲。能夠連續取得三個國際一流的小提琴比賽冠軍，這個成就以前在國際上無人達到，因此她被國際樂壇冠以“三頂皇冠”的美稱。 2003 年，贏得由意大利北部最著名的 GUARNERI 家族成員於 1972 年製造的“ EX-HEALTH ” GUARNERIDELGESU 古典小提琴使用資格 3 年，這把琴估計價值為 275 萬美元。我女兒有個自己的個人網站 www.susannehou.com ，大家可以去看看。

巴黎 THIBAUD 小提琴比賽是國際上最重要的比賽，倍受國際樂壇矚目。那次比賽吸引了兩百五十多名國際一流的小提琴好手報名參賽，當時經過評審委員會的嚴格挑選，一百五十名選手獲得參賽資格，有趣的是當時有些選手一聽說 SUSANNE( 我女兒的英文名，中文名叫侯以嘉 ) 也參賽，馬上有二、三十名選手退出比賽。這種情況以前也常發生。她在多倫多參加基瓦尼斯音樂節或 CMC 加拿大音樂比賽時，許多同年齡的選手都故意避開她報名的組別，因為即使參加也拿不到冠軍。

三字經上說：“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我既是父親，又是老師，責任是雙重的，所以，在培養和教育女兒方面，我付出了雙重的努力。和我自己對藝術、人生的理解一樣，付出總會有回報！

旺旺 ：您有很多的學生在小提琴演奏領域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績，除了您的女兒，能不能談談他們的一些情況？

侯伯治 ：教書育人已經成為我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教過的學生很多，不光在多倫多有我的學生，一些人還千里迢迢過來學琴。紐約著名的 JULIA 音樂學院還推薦學生給我，因為他們了解在北美教小提琴我是很有水準的。從他們那兒來的一個韓國人，跟我學了不到一年就獲安省的比賽大獎，加拿大全國比賽二等獎。回美國後又獲全美少年組比賽第一名。我的學生還在多倫多的 KIWANIS 音樂比賽中拿了總分第一名 TROPHY 獎。我女兒也獲得過這個大獎，並在獎盃上刻下名字。

旺旺 ：您出來的時候，中國大陸剛剛改革開放不久，二十多年來，大陸的經濟發展很快，與此同時，高雅藝術的發展受到非常大的衝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喜歡“速食”的通俗音樂，對此，您怎麼看？

侯伯治 ：對年輕人來說，通俗音樂形式比較容易被接受﹔但是要真正欣賞古典音樂的話，還是需要一個學習的過程，需要具備基本的樂理常識，對作曲家、曲目的背景要了解。所以，高雅音樂是金字塔的頂端，所謂曲高和寡。高雅的東西，總是少數人能夠理解和接受，而大面積的是大眾化的、通俗的。人類創造的精華的、經典的東西正面臨被大家遺忘的危機，全世界的高雅音樂、嚴肅音樂、正統音樂都面臨這樣的危機。西方也一樣，很多樂團倒閉。去看音樂會的人，一眼望去都是白頭髮，這令人很心酸。關鍵是教育，社會和時代在向前發展，人變得越來越懶惰。當然這個問題在西方會好一些，因為這是他們的文化傳統，所以音樂會還是有人聽，還是有人願意出錢資助，而且，他們的觀念中聽交響樂是高尚的。

旺旺 ：這些年從中國大陸來了不少藝術家，他們很多人除了教教課，似乎很難融入主流社會的藝術圈。對此，您怎麼看？您覺得他們的出國是對藝術和人生的浪費嗎？

侯伯治 ：不能融入主流社會有很多因素，有水平的問題，也有語言、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加拿大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和國家，要說一點種族歧視沒有，那也是不真實的。是不是對藝術和人生的浪費則要看每個人自己的感覺了，外人說甚麼都沒用。

旺旺 ：對新移民如何儘快適應環境，融入社會，通過您的切身經歷，您有哪些建議？

侯伯治 ：對新移民過來後，如何適應環境，借用前人的話叫做“騎馬找馬”。先有一份固定的工作，生活安定下來，再求發展，這樣成功的機率會大些。

採訪手記：

對侯伯治先生的採訪，最令我感動的是他對小提琴事業的執著熱愛。雖然曾歷經艱難，也曾為生活惶惑，但是，他堅持下來了，並最終進入主流，獲得加拿大本地觀眾的認同和讚賞。因為從事傳媒職業的原因，我接觸過很多藝術家，有一些還沉迷於自己留在中國的輝煌成就﹔有一些為生活所迫，不得不“放下身段”，下海經商。多倫多可能多了一個地產或保險經紀，但是，同時也少了一位可能傑出的藝術家。他 / 她可能擺脫了生活的困境，但是我想他們中的很多人有一天必然會陷入精神上的“困境”。侯先生說“我沒有選擇經商，可能少賺了一些錢，但我對藝術的滿足是金錢買不到的，在精神上我是富有的。”我真誠地祝願海外的華人藝術家能夠真正享受生活，也能享受藝術！

人生的路都是自己選擇的，我無意悲天憫人，但我想起了一句名言“性格決定命運”。如果哪一天我們成功了，我們應該感謝生活塑造了我們的性格﹔如果我們的人生總是磕磕絆絆，可能我們要檢討個性中哪些成分總是阻礙著我們成功。也許有人會說，成功有不同的標準，人生無論平凡或是偉大都一樣應該得到尊重，但是，現實中又有幾個人不懷有夢想，並希冀美夢成真呢？對侯先生的採訪已經過去一段時間了，他帶給我最大的收穫是我們要意識到自己能做甚麼，並對此堅持，直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