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2月12日訊】 美國之音11月中旬就“美中兩國明年年初將舉行雙邊人權對話”可能産生的結果做了一項網上調查，選項有4。我查了一下結果，53% 的人選擇了“只是形式毫無意義”，只有32%的人選擇了“有助中國民主發展”。

這項調查應該是11月上旬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之行的餘波。奧巴馬此行要讓東道主高興而不得不放棄人權對話這一舉動，使中國政府松了一口氣：自此以後在一段時期內可以不必再面臨“人權外交”的壓力。

一、中國“智囊”爲奧巴馬開出的“對華政策期望清單”

奧巴馬政府之所以對中國放軟姿態，有兩大原因。一個原因當然是奧巴馬總統及其外交團隊的價值取向。我曾在一篇“奧巴馬制定中國政策依賴中國‘智囊’” （http://www.danke4china.net/ywgc/55.htm）的文章中指出一個在美國幾乎未曾公開的事實，即奧巴馬對華政策建議的提交者是美國東西方研究所，而爲東西方研究所提交“對華政策期望清單”的卻是中國外交部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這份尚未公開的報告提議，中美兩國應該建立五大夥伴關係：經濟夥伴關係、反恐夥伴關係、防擴散夥伴關係、綠色夥伴關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作爲環境污染大國的中國之所以在“綠色夥伴關係”中著重提出氣候變化問題，可說是迎合奧巴馬的産物，因爲2008年10月， 中國美國商會的《中國簡報》上發表了奧巴馬本人撰寫的一篇文章“貝拉克·奧巴馬主導的對華政策”，其中勾勒了他當選後重新主導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政策框 架。所謂“氣候變化”議題大體上可說是短期內不見功效的政治扯皮，深受政治空談家歡迎。更何況，目前美國公衆關注的話題主要在經濟、就業等問題上，其他國 家的人權問題並非主要的關注點。這些都決定了人權話題從奧巴馬的“對華政策清單”中淡出。

二、中國外交的“利益牽引”原則

目前國際政治版圖與經濟環境的變化也特別有利於中國，這是導致人權議題退出美國對華政策清單之外的根本原因。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在外交上積累了不少經驗，懂得將外交分爲三個層次：大國外交、周邊外交與資源外交（有時稱之爲“能源外交”），學會用經濟利益做杠杆，撬動並一點點地改變自己與西方的關係，使之朝向有利於自身的方向發展。

所謂“大國外交”，是指花大力氣經營與美國的關係。目前，中美兩國的“經貿關係”事實上已成爲中國生産、美國消費的互爲依賴的關係（美國消費了約40%左右的中國出口産品）；而美國人的低儲蓄與中國人的高儲蓄，又使得中國政府能大量購買美國政府債券，成爲美國最大的債主。在重要性上僅次於美國的歐盟各國，中國政府主要利用“訂單外交”加以“羈縻”，目的是讓歐盟與美國無法形成戰略同盟――過去持續近20餘年的“人權外交”，其基礎是西方國家的通力合作。應該說，中國政府這一分化瓦解策略非常有效。

對俄國，中國當局竭心盡力討好。這不僅是由於中國在能源與軍事技術上均需依賴俄國，還出於防止“顔色革命”的需要。中國需要借助這位元元昔日的意識形態夥伴與 西方價值觀抗衡，以保證中共執政地位永不動搖的“核心利益”。爲了取悅於這位防“顔色革命”的政治盟友，對於俄羅斯發生的一系列排華事件，以及中國商人在 俄羅斯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等等，中國政府一概裝聾作啞。

拉美、非洲各國則是中國“資源外交”的物件國。投資、援助等方式使中國與之形成或長或短的利益共盟。對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中國數管齊下，首先是通過增加對外援助，與東南亞國家政府建立牢固的政治和經濟聯繫；其次則通過自由貿易協定等計劃，發展全面合作框架，讓東盟國家成爲中國的利益夥伴。

這種對外援助、全面互相滲透的經濟關係就是中國“軟實力”資 源的核心――這與國際社會公認的“軟實力”不同，經濟實力這一“硬實力”被中國政府當作“軟實力”推銷。但世界上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經濟上 與中國形成各種利益關係的國家對此非常受用。結果導致這樣的局面：近年來在聯合國的人權會議上討論和檢討中國的人權狀況，中國可以利用由發展中國家（其中 包括一些人權狀況惡劣的國家在內）組成的統一戰線來與西方爭鬥，不僅使這些討論流於形式，反而使中國政府成功地在國內將之宣傳成中國挫敗西方國家陰謀的“ 勝利”。久而久之，中國民衆接受了中國政府的宣傳，即這種人權活動是國際反華勢力干涉中國主權的行爲。

世界各國的人權組織所起的作用是通過呼籲、譴責，從而對本國政府形成政治壓力，促使本國政府在外交中引入人權考量，對中國政府施壓。一旦資本的力量過大，人權組織的力量就無法對本國政府形成足夠的壓力，這才是現階段人權話題淡出的最重要原因。

三．中國民衆對“人權外交”的看法

一國民衆當中大多數人對人權的看法，最終決定了該國民衆對於人權爭取的積極性，這才是推動該國人權進步的動力之源。

從上世紀90年 代中期開始，中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用來對抗西方的觀點有三：一是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需要首先解決經濟發展和百姓的溫飽問題；二是基於對中國近代以來帝國主 義強權持續對中國侵略、控制、干涉的歷史事實，中國政府認爲主權問題也是中國的集體人權問題；三是在中國少數民族如西藏、新疆的人權問題上，中國政府認爲 這是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並非人權問題。基於這三點，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批評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新形式的干涉主義，是“顔色革命”和“ 和平演變”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觀點通過教育系統與媒體宣傳，在中國民衆當中具有很大影響。尤其是在涉及少數民族的問題上，以漢民族爲主體的中國民衆與政 府的看法基本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從本世紀初以來，中國的維權活動本身也有個特點，即避開人權中最重要的政治權利，討論勞工權利的改善、愛滋病患者被救治的權利、法治社會的 建立等等。維權活動的中心訴求放在對訪民權利、農民土地權利與城市拆遷戶的權利的維護上來。維權者作此考量是國情的限制，他們普遍認爲停留在這一層次較少 政治風險，是種技巧的選擇。但這點也正中當局下懷，因爲中國政府一直很技巧地在這方面與聯合國及歐盟國家建立了不少合作，從而給外界造成中國在人權問題上 更開放和更合作的虛假印象，因而人權當中最重要的政治權利（這是維護其他權利的基本手段）反而被擱置一旁。

基於以上諸種因素，始自上世紀90年代的人權外交不可避免陷入壽終正寢的命運。

四、“自由不是免費的”

2008年 以來，中國政府通過“奧運會”的舉辦探知了西方政府對中國人權態度的虛實，對維權人士的打壓變得肆無忌憚，國內知識界在人權問題上的集體沈默則加劇了這種 惡劣狀況。在這種大勢之下，少數勇敢者如郭泉、譚作人等人的義舉只是讓中國的監獄裏又增加幾個良心犯，艾未未的左沖右突已經成了孤軍奮戰，北大教授夏業良 的敢言也只會讓他備受孤立。

美國華盛頓有一個韓戰紀念園區，在園區那面黑色花崗岩紀念牆上鐫刻著一句銘文“自由不是免費的”（Freedom is not free）， 用以紀念那些回應自由的召喚，犧牲在異國他鄉的美國兒女。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紀念柏林牆倒塌時也說過一段類似的話：“自由並非從天而降，必須透過奮鬥而來， 並需要我們在生命過程中日日維護。”我相信，未來的中國不可能永遠自外于世界的民主自由體制。古詩雲：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是這“又一村” 的風景卻不是坐等而來，必須要靠中國人民爲自己創造機會，經歷艱苦而又漫長的抗爭並付出犧牲。

（首發於《中國人權雙周刊》2009年12月3日，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