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亡國與中共亡黨 歷史正在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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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09年11月2日訊】真正的知識分子,對時勢應有基本的洞察力與責任感–睿智與良心。

清朝舉人、記者、詩人、書法家、政治家于右任,就是這樣一位知識分子;他還是辛亥革命時期著名的報刊活動家,跨越政學兩界的著名學者。他1905年加入同盟會,任長江大都督。後追隨孫中山,先後任審計院長、監察院長等職務。内戰後隨蔣去了台灣,1964年去世。後來,有人認爲于右任是讓蔣逼著去台灣的,而以其大智大慧,他才不會附庸權貴或屈服於威權羅。

于右任料判時局恰如身受,於民族淪亡之際大義凜然,而身繫天下安危;說出來比體察到還要可貴;其睿智與良心,都是時下的知識分子很難企及的。今天,我們讀一讀于右任的直樸短文–《亡國三惡因》,應該有一些由衷的感觸;不光感觸於他的遠見卓識吧。

于右任的這篇文章發表於1910年的《民立報》上,已時近百年而全文僅百餘字,卻論列大清必然滅亡的三大原因:“民窮財盡,社會破産,國家破産。國有金,吝不與人,爲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舉,惡不能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爲盜。此其二。宮中、府中、夢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窺伺中、霄小撥弄中,國際偵探金錢運動中,一舉一動,一黜一陟,堕其術中。此其三。”

用今天的通俗語言來表述:

其一,說的是老百姓貧窮,讀不起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物價飛漲,社會呈衰落敗象。老百姓爲什麽貧窮?因爲“國有金,吝不與人”,國富民窮,利益分配不照顧普通民衆,國家和官僚與民争利。财富歸權貴壟斷或私有,貪官污吏糟蹋和出賣國家資源,“甯贈友邦,不予家奴”。勞苦大衆勤勞而不能緻富,兩極分化嚴重。

其二,善人的善行得不到褒揚,而惡人的惡行受不到懲制,社會道德崩潰。官災泛濫且作惡濫權,吃喝嫖賭、貪賄無度,非法斂财暴富,因而“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好的社會制度能使壞人變好,壞的社會制度卻把好人變壞。所以,于右任說“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爲盜”,其實,這些都是制度造成的。其中的“化”與“使”兩個動詞用得生動又精當,說明了官員普遍貪腐、社會道德敗壞的原因。

其三,揭示腐敗政權隻能用欺民與賣國勾當來維持其統治。貧富不均、兩極分化、财富聚于達官貴人之家,才會有“此哭中、彼笑中”的現象;“朱門酒肉臭”而“路有凍死骨”,社會不公不義。“外人”即列強,他們“窺伺”中國大地,掠奪國家和民族的财富。“霄小”指内奸,他們翻雲覆雨、出賣國家利益;搞金錢或賣國外交“助纣爲虐”,以維持其禍國殃民的統治。“偵探”或漢奸滲透華人社會,“金錢”收買外國政要,甚至言行及升遷,都以金錢來驅動–如此惡劣統治,豈有不敗之理?

通過以上三點,于右任看到了一個政權必然滅亡的趨勢。結果被他說中了,這篇文章發表後不到一年,強大而又繁榮的滿清“盛世”就轟然倒塌了。

雖然滿清政府曾試圖通過“改革開放”來挽救頹勢(那時候的“改革開放”叫“洋務運動”),然而歷史規律不可抗拒,任何治標手段都無法支撐腐朽的國本。

豈止清王朝?任何一個政權,無論它多麽貌似強大,只要具備了上述三點,決然逃不出滅亡的必然命運。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一葉知秋,大智慧見微而知著。如果不能根據一些小現象來分析並判斷出大趨勢,知識分子也就徒具“知識”之名了。鼠目尚有寸光,小動物尚能在大難來臨之際有所警覺,而今天的一些知識人明哲卻保身、苟且謀偷生,安享嗟來之食,脊樑彎下地,即使有所警覺,也發不出聲或不敢發聲……

──轉自《阿波羅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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