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從阿里山的雲霧到抗議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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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阿里山和日月潭,是我籌劃已久的一次旅行。十月底,趁著瑞典學校放秋假,我獨自踏上了赴台灣的雲遊之路。

1946 年11月,我的父親作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大學的學生,曾到台灣地政局短期實習,考察了台灣多個縣市。因此,我這次旅行不是一般的觀光。除了要參加《瑞典森林散步》一書的新書發佈會之外,流亡十六年未能回國探親的我,還想在台灣尋找父親六十年前的足跡,以寶島的山水之美,慰藉我無以派遣的鄉愁。

在幽靜的阿里山憶起師濤

終於又聞到稻穀的清香了。在台南平原,我請司機停車,讓我到久違了的稻田裡,摘下一支稻穗作為紀念。出身鄉村教師家庭的我,從小在湖南的稻田里長大,長期流亡在一個高科技工業化的冰雪北國。異域思鄉的夢中,時常縈繞著水稻的香味。

台灣令我驚嘆的,是它那奇特的熱帶水果,還有豐富別樣的熱帶樹種。車行阿里山上,我們穿越了熱帶林、暖帶林和溫帶林。低海拔的田園風光,高海拔的森林山景,一切盡收眼底。下午,人們聚集於山頂的阿里山車站,欣賞鄒族原住民的傳統歌舞。之後,遊客漸漸散去。我獨自在山頂幽靜的階梯上坐下。

傍晚的雲霧,從山下緩緩地升騰上來。千山萬壑淹沒在暮色和雲霧之中,只留下這黛綠色的山頂和我。在「斜暉脈脈水悠悠」似的傷感與惆悵裡,我還體驗到一種「我與青山同在」的甜蜜感。帶著惆悵與甜蜜,我走進山間一個小飯館。

飯館老闆端上什錦火鍋,還有一碟拌大蒜與醋吃的山豬肉。在北歐已經多年沒有吃過火鍋了,我興致勃勃地給火鍋拍照留念。突然,餐桌上的一張報紙吸引了我的眼光,那是10月30日的「蘋果國際」,上面有一張我熟悉的照片——師濤,在他的眼鏡下對我微笑。

正享受高山上的孤寂與野味的我,突然愣住了。自2004年起,這位記者政治犯就一直是我關注的對象。他在湖南的牢獄裡偶然讀到我的小詩,寫詩回應道:「你們,曾經給予過我多少溫暖/ 我用這股珍貴的體溫/ 驅散牆壁上厚重的寒氣。」

我一時悲喜交集,淚水盈眶。喜的是雅虎和微軟、Google終於共同簽署了一項行為法規,承諾將保障全球網友的言論自由與隱私權,抗拒來自政府的侵犯。悲哀的是,為這項法規付出犧牲的師濤等人,至今仍在獄中忍受煎熬。

觀玉山日出遇見大陸博士團

頂著幾顆明亮的星星,我回到牆上畫滿山櫻花的旅館,伴著阿里山的林濤過夜。第二天凌晨,我便被人喚醒,坐森林火車去看玉山日出。人們都穿著厚厚的禦寒衣服,在觀景台耐心等待,直到東方泛起魚肚白,太陽在眾人的歡呼中升起。

同在這山頂觀日出的,至少有四個大陸觀光團,一個是來台灣做教育訪問交流的,一個是廣東人的旅遊團,還有在台灣大學裡做短期交流的一個大陸法律博士班,一個大陸新聞博士班。獨在異鄉為異客,我聽見大陸口音便感到親切,很快就和他們交談起來了。

一個大陸來的法律博士對我說,他覺得台灣的法律制度比較完善,比較透明。一個新聞博士說,他們覺得台灣的新聞比較混亂,不夠嚴肅。我說,儘管台灣新聞有很多八卦,但他們的記者可以揭露總統、批評政府,可以行使新聞監督的「第四權」,這是大陸媒體人享受不到的基本權利。

令我吃驚的是,大陸來的新聞博士不知道劉賓雁是誰,法律博士不知道師濤家屬訴雅虎案,不知道胡佳因幾篇文章被判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當代中國最著名的記者,被人從新聞史上輕輕抹去,當代最優秀的青年在受難,卻不為他們的同代人所知。

阿里山明媚的晨光裡,我禁不住黯然神傷。有時我曾想過,也許自己以後可以多寫一些輕鬆的文學性文字,但這次遇見大陸博士團的經歷,令我痛下決心:繼續用文字來承擔對歷史以及受害者紀念的義務。就如索爾仁尼琴說:「沒有紀念,人民的歷史就不存在。」

在陳雲林訪台時舉起紅標語

日月潭曾是我父親實習考察過的地方之一。傍晚和清晨,我從湖邊旅館的陽台上,眺望這個美麗的天然湖泊,遙想父親當年。坐船遊湖時,聽導遊介紹說,日月潭曾是蔣介石最愛的風景,附近涼亭與廟宇等不少景點,都留下蔣介石的遺蹟。

父親曾告訴過我,當年他在中央政治大學讀書時,曾違背校長蔣介石的禁令,兩次上街參加示威遊行。其中一次是1947年,學生們抗議不是學者的蔣經國接任政大校長。那時的蔣介石似乎還有一點民主意識,雖然氣得大發雷霆,但也沒有處罰學生。到了共產黨統治時期,父親一類的國民黨人,便成了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魚肉,只求一條活路,再也不敢亂說亂動了。

也許是繼承了父親反抗權貴的性格,回到台北後,正好碰上大陸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我便很自然地走上抗議的前沿。那是11月3日,我在街上一家做招牌的小店,訂做了一副紅布橫幅,上面寫著「釋放王炳章胡佳陳光誠師濤等政治犯」。

當晚陳雲林參加設於台北101大樓的晚宴,等我趕到時,已是下午五點半,綠營人士和法輪功學員等抗議人馬,都已經聚集在大樓前。我把紅標語藏在背包裡,想要悄悄地混進101大樓去面見陳雲林。但台灣警方在門前嚴陣以待,我根本沒有任何機會當面向陳雲林抗議。於是,我只好站在101大樓對面的市府路街口,當眾展開紅色橫幅。

對我來說,這樣的抗議是對獄中政治犯的一個道義聲援,是向受難者及其親屬表示,我們沒有忘記他們。一位台灣朋友評論說,茉莉這樣的行為否定了陳雲林來台的合法性,一個鎮壓本國人民的政權,怎麼有資格代表中國?

新書發佈會在抗議汽笛聲中落幕

那天有一個有趣的插曲。在前去101大樓抗議前,我接受台灣名嘴胡忠信的採訪,談我的新書《瑞典森林散步》。採訪結束後,胡忠信先生的助理——一位善解人意的小姐對我說:「陳雲林來台灣了,按照你的性格,應該去抗議才是。」我大吃一驚,因為我正準備採訪完後去取訂做的標語,怎麼就讓這位小姐給猜著了?

也許那位助理小姐仔細讀過我的書。我在書中表示過這樣的意思:每當祖國發生了什麼,流亡者都有道德義務去表示他們的態度,去充當國內無法發出聲音者的代言人。顯然,那位小姐希望我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

接下來兩天,我到國立政治大學、新竹中華大學和新竹教育學院,和大學生及博士們談我的新書,談瑞典的社會制度,風土人情,也談「從歐洲經驗看兩岸關係」。正如此書的推薦人曾建元先生所說,遙遠的瑞典對台灣人來說像是一團迷霧,他們對這個北歐小國充滿瞭解的興趣。

11月6日下午2時,允晨文化出版社假台大校友會館,舉辦新書發表會。那天與會的,有台灣的文壇前輩、學界新秀、大學生和新聞界記者,還有旅台的西藏朋友和其他友人。

參加會議並發言的,有一位金發的瑞典女性特別引人注目,她是瑞典貿易委員會台北辦事處的官員高夏琳。這位年輕的女外交官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向我表示祝賀。她還引用中國成語「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說茉莉這本書有中國人看瑞典的獨特視角,令她愛不釋手。台灣前筆會會長、詩人李敏勇先生在發言中談及21世紀的流亡者,尤其是文化人流亡的問題,並表達他對台灣現狀的憂慮。

我則以《放逐中的寫作和精神回歸》作為發言題目。這個題目來自李敏勇先生的一首小詩:「在秋天的山坡/ 通往天國的階梯上/ 你的放逐/ 就是你的回歸。」我談到流亡者在異國吸取了新的文化營養,能夠以寫作為手段,在新的層次上實行精神的回歸。

新書發佈會場外,碰巧是民進黨舉行「圍城」集合的濟南路。抗議陳雲林的隊伍一片沸騰,人們不時齊吹汽笛,笛聲響徹雲霄。我在新書發佈會結束之後,舉起要求釋放中國政治犯的紅色橫幅,再次走上台北街頭。那裡飄揚著青天白日旗,那是我父親年輕時宣誓效忠過的旗幟。

--轉自《爭鳴》雜誌2008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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