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中國怎樣失去150萬平方公里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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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十九世紀涉及大片領土的中俄東部邊界爭議,最近達成最終協議,全線勘定。尊重歷史,面對現實,中國斷無收回失地的可能。但決不能容忍中共以剝奪人民權利的獨裁方式處理外交問題。】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七月廿一日在北京和中國外長楊潔篪簽署了《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敘述議定書》及附圖。傳媒宣稱「中俄四千三百公里邊界全線勘定」,楊潔篪表示這是一個「政治上互利共贏的結果。」俄外長則強調中俄邊界從此將是一個「永遠」穩定友好的紐帶。很顯然,這不是「四十一年邊界談判畫上句號」,而是十九世紀中鴉片戰爭以來,中俄邊界糾紛的了結。換言之,中國在遠東割讓給俄國的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永遠不可能「收回」了。

為此,廿一日、廿二日相繼有新唐人和自由亞洲電台記者來訪,我簡單地談了對中俄東部邊界問題的看法,並批評中共的秘密外交。鑑於議題的複雜性和涉及一些重要原則,有必要再以此文作一些探討。

東部邊界:中國最大的領土問題

分析中俄東部邊界問題,可從歷史與現實兩個層面入手。實則所有國家的邊界糾紛,都離不開這兩個方面,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侷限。

中國百年來的邊界爭議之多且深,幾乎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比擬。從北方和俄羅斯的爭議,順時針算起,日本、菲律賓、越南、緬甸、印度、中亞三國、蒙古。可謂四面八方皆有。其中部份已經和解,部份仍然懸而未決,甚至變成老大難。問題有大有小,背景也不盡相同。這裡只宏觀地談談東部邊界問題。

討論的資料依據是《中國歷史地圖集》。由中國歷史地理學權威譚其驤教授主編的這部著作(八冊,有簡明版),是中國社會科學五十年來「兩大成就」之一,不僅是學術傑作,也是外交談判的重要依據。從這部地圖集中可以看到,中俄遠東爭議地區,從十三世紀即已納入我元朝的版圖,而且範圍之大,延伸到西伯利亞的北極圈。屬於嶺北行省和遼陽行省。到了明清,該區為女真族即後來入主中原的滿族地盤,東至庫頁島,北延西伯利亞。惟今蒙古、內蒙、青海、新疆,尚為明廷之藩國,到康熙乾隆以七十年之征戰,拓地萬里,才建成中國史上最大的帝國。十八世紀中葉乾隆王朝,奠定大體如「秋海棠」狀之中國版圖。各省建制亦如今朝,分十八省、若干區。

但是,和今天版圖最大不同者,就是現在我們面對的「中俄東部邊界爭議地區」。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清滅了明朝後,和俄國訂立《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南北分界線,從唐努烏梁海——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至北海。這條長達四千公里的界線的中方領土包括後來獨立的外蒙、黑龍江東及烏蘇里江東、連庫頁島。除外蒙外,面積至少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有人比若四十個台灣那樣大)。

中國迄今強調《尼布楚條約》是平等的合理的。此約維持了一百五十年,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之鴉片戰爭,俄國便趁虛而入,開始蠶食中國領土,一八五八年脅迫滿清奕山將軍訂立《璦琿條約》,一八六○ 年又簽《北京條約》。這兩個經清廷批准的條約就大體畫定了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中俄實際邊界。即將黑龍江以北六十萬、烏蘇里江以東四十萬平方公里,連同庫頁島共百餘萬平方公里劃歸了俄國。外蒙則於一九四六年被南京政府承認獨立,中國版圖於是從「秋海棠」變成了「老母雞」。

尊重歷史是解決邊界爭議的前提

十九世紀被俄國割讓去的東部土地,在十月革命後,有了一個轉機,列寧領導的蘇聯政府先後三次宣言,表示要將沙皇「從中國人民掠奪的一切歸還給中國人民」、「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但是其後幾次中蘇邊界談判皆無結果。尤其中方提出按《尼布楚條約》重新劃界時,蘇方表示「無法討論」,到二十年代之後,中國政局動盪,抗日接著內戰,中蘇關係破裂。列寧的承諾只是一句空話。

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實行一邊倒的親蘇政策,自然不可能提出涉及大片土地的邊界問題,但是當六十年代中蘇翻臉之後,邊界問題便成為一個作文章的題目,整個文革都在反蘇的基調上展開,雙方在烏蘇里江一個小小的珍寶島兵戎相見,殊不足怪。但毛很清楚,那片土地是不可能拿回來的。他說,要算這筆帳只是「說些空話,讓赫魯曉夫緊張一下。」赫也不緊張,他強調「蘇聯領土是歷史形成的」「蘇聯的邊界是神聖的」。珍寶島之役,中方死四百五十人,蘇軍向中國境內縱深作過「大規模炮擊」。斯大林到普京一直不承認維繫邊界的兩個條約是「不平等條約」。

實際上,在國際領土和邊界爭端中,已形成一種不成文的慣例:尊重歷史和面對現實,然後以和平談判手段,互惠原則解決糾紛。

所謂尊重歷史,在中俄東部邊界問題上,相當明顯。儘管在鴉片戰爭時期,俄國進佔遠東清屬大幅領土是趁清朝虛弱腐敗之機,但正如我們研究印度和香港的殖民地歷史那樣,俄國的東侵和英國在亞洲的殖民一樣是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一部份。十九世紀先進的西方征服落後的東方是一種歷史現象。

俄國當時處在工業化的初級階段,亟需利用和開發遠東資源。一八九一年開始修建的西伯利亞大鐵路顯示了比晚清中國巨大的優越性,竟二十餘年之功完成九千餘公里全線通車,同時在一九○三年修通了赤塔經哈爾濱至海參崴的中東鐵路,很快在遠東鐵路沿線崛起一座座現代城市,人口增長三倍,而中國仍視那塊冰天雪地為夷外之域。譚其驤指出,清廷在簽訂《北京條約》時,竟然對偌大一個庫頁島之存在不聞不問。其時俄日已分佔該島南北多年,清廷名為主權國百餘年並未派員管治。其實這種鄙視邊遠地區唯中原是尚的觀念,不僅清朝中人有,連當時的先進之士如譚嗣同亦認為內外蒙古、新疆等地「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不如分賣於兩國(英俄)每萬里得價五十兩……以資變法。」(見譚嗣同全集)。

國際條約合法簽訂的約束力

管治寒瘠之地百餘年,已舊貌換新顏,你這老地主,是否憑「不平等條約」一語便可要回這塊土地?而國際條約經合法程序一旦簽署,便是「主權國家間的國家行為」,雙方有義務與責任信守。歷史上一個國家的邊界,屢有變遷,是非榮辱往往複雜,文明國家之間無不以契約為準則而唾棄「叢林法則」。所以,不僅「中華民國承襲了清朝的領土疆域」,中共建國後,不管對「不平等條約」如何慷慨激昂,實際上絕不敢輕舉妄動,不說中俄邊界,即如中印邊界,一九六二年兩國為麥克馬洪線之爭而開戰,中國推進到麥線之南,擊敗印軍,卻又不敢佔領,還主動後撤至麥線以北二十公里,並將重要的達旺地區交回印度。

再看香港之收回,中共可以違憲地允許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其深層原因還是因為百餘年的英國殖民地繫於《南京條約》之上。周恩來執政時從未說過收回香港的話,他回答英國議員詢問時,強調香港問題有條約限制。

因此,中俄東部邊界「維持現狀」,不是權宜之計,斷無「收回」之可能。只能在十九世紀兩條約框架上做些許「微調」,這就是最近中俄外長簽東段邊界補充議定書的實質。

中俄同意對分黑瞎子島,中方獲地一百七十四平方公里,另加一個銀龍島,其面積只佔有爭議的領土的萬分之二。

在國際法角度之外,與其為喪失收回百餘萬平方公里領土的可能性而痛心,不如視這一失土是中國落後於世界現代化進程付出的一筆代價。甚至應該為那塊寒冷的荒原落入比顢頇的滿清人中國人更文明的人類手中而欣慰。

中共在政治經濟上的實際謀略

我們再來討論中俄邊界問題面對的現實。前面已經略述中俄邊界的簡史。達成今天的最後解決,緣於一九九一年五月。當時江澤民和葉利欽簽署了《中俄國界東段協定》,後有西段協定。根本不涉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失地,完全以《璦琿條約》與《北京條約》為基礎。而這是中共六四年與蘇會談及鄧小平八九年五月曾予以宣佈的立場。那麼,江為了什麼?

一、當時正是中共外交因六四殺人而四面楚歌之際,急需利用解決中俄邊界問題向俄示好,建立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以抗衡西方的外交制裁。繼之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江葉又簽了一份《中俄全面勘分邊界條約》。此約極為秘密,今天各報介紹中俄邊界談判過程時,對此都避而不提。但西方媒體已先後披露過一些密約內容,包括承認中國過去未承認的多項不平等條約、中國軍隊自邊界後撤一百公里、中方要回幾個小島等。二○○一年江與普京又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約中明稱雙方「沒有領土要求」。透過邊界談判的妥協,完全放棄《尼布楚條約》之邊界,中俄關係達成聯合抗美的重要步驟。不禁讓人想起七十年代毛美合作抗蘇的那一幕。

二、經濟利益的需要。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迅猛市場化,能源緊縮日趨嚴重,俄國的石油和天然氣是補給來源之一。而俄國遠東地區的發展也需要中國的人力和原材料。俄伊爾庫茨克以東總人口不足八百萬,土地超過一千萬平方公里。而毗鄰的中國黑龍江、吉林二省人口達六千七百萬,土地只有六十五萬平方公里。因此,在兩國友好的環境下,合作互利是必然的選擇。另外,向俄方軍購高科技武器,拉攏俄方支持反台獨,則是北京從不隱諱的政策。

不能容忍中共獨裁決策秘密外交

中共處理中俄邊界積案,對於中國人而言,最不能容忍的是,整個決策過程的高度保密,黑箱作業。不僅媒體不准報導、評論,就連全國人大這樣的權力機構,也不見一點審議的程序。如此重大的涉及國家領土的決策,只有極少數人參與,恐怕連人大常委、政治局委員都鮮有知情權和發言權,完全是毛時代獨裁統治的延續——這當然是中共拒絕政治改革的一大表徵。可是,在俄國方面對兩國九十年代以來的勘界,一直有許多公眾討論和爭議,國家杜馬(下議院)二○○ 五年通過東段邊界補充協定時,是三○七票比八十票。連小國吉爾吉斯人得知七比三與中國劃分爭議土地時,還不滿意,舉行抗議示威。

更令人憤慨的是,中共對表示異議者,施以嚴厲的懲罰。程翔案即是一例。資深香港記者程翔先生被中共以「間諜」罪名逮捕,判刑五年,真正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在報章上發表文章(署名鐘國仁),質疑江澤民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和俄國簽訂密約,將「導致被沙皇掠奪的國土永遠丟失」,「卻從來沒有向中國人民解釋交代。」程翔批評說,中共這種作法比國民黨不如,江澤民也比共產黨其他領導人不如,談判過程和簽約都沒有公開過。

程翔的批評,絕對代表了大多數中國人的看法。中共領導人獨斷獨行,一手遮天是近六十年一貫作風,不僅顯示他們沒有自信,而且也必有不可告人的私心與禍心。這些秘密外交已在自由的網絡上,飽受痛斥,但真相大白,還有待於民主中國實現的一天。

(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轉載自《開放》雜誌八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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