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在台北出洋相

三十年前,听着邓丽君的歌,向自由飞翔,我从四川飞到西德留学;三十年后,心怀邓丽君的中国梦,我持德国护照首旅台北,调研三月。

飞抵台北后,颇多惊喜,邓丽君歌唱的夜来香像中央研究院的桂花一样沁人心脾,令人陶醉,我人还在中研院的学人招待所中,就已开始琢磨下一次如何才能从德国再来。台湾已不是邓丽君歌中的复兴基地,但依然是可以为自由奋斗,把人权伸张的好地方。

我去台北前人生地不熟,三个月中结识了百样自由人,长了不少见识,而我带着在德国养成的习惯去台北,免不了出洋相

乘公车

在台北,地铁被称为捷运,堪称名符其实。台北的地铁便捷准时,也简单易懂,但为了坐车观景,我选择乘公车。

本来我热衷以步代车,但从台大走到国家图书馆后,发现台北的车辆太多,尤其是摩托车群污染了空气,败坏了徒步观景的环境。此后,只要时间允许,我都坐公车,虽然与捷运相比,乘公车比较麻烦,因为公车五花八门,数目庞大,一般人不清楚,既容易混淆,还容易错过。

下榻中研院后,第一次外出,到院门口上公车后,我告知司机目的地,得知需要30台币,我便将钱包里的50台币投进售票机,以为面前的售票机会像德国的售票机一样既出票又找零,等了一会儿,我惊奇地问司机,才知台北的售票机只收钱。

可喜的是,有位乘客见我站在原地呆若木鸡,便走上前来,掏出钱包想弥补我的损失,我才笑着答谢,告诉她我不在乎交20台币的学费,否则,我不明白为何一再听说,到台北后要买张100台币的卡以便乘车,尤其是搭乘捷运。

我对数字过目即忘,买卡来刷后就不清楚车费了,但有次我坐306路公车去益群书店买书,坐车观人,好不开心,估计有一小时,刷卡才扣15台币,这次我过目不忘。也是在这路车上我发现一个主动关心每个乘客的司机,让我深感行行出状元。

一般的公车司机不是状元,但也友善,岂知在快离开台北时,却碰到德国人所说的黑羊。那晚在我搭乘的212路公车中的乘客见司机态度恶劣,使我不知所措,便七嘴八舌地告诉我如何抵达南昌路,最后我听从一对夫妇的建议,先与他们一起乘212路抵达终点站青年公园,再换乘630路,如愿及时抵达目的地。

过安检

本来坐飞机外出旅行是一件很惬意的事,但自2001年恐怖份子劫机撞毁纽约的世贸中心,发生911恐怖袭击后,机场上的安检加强,并逐渐异化成对乘客的困扰,甚至刁难。以安检为名,收缴乘客的用品已司空见惯。我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过安检时,就被迫交出刚买的一瓶护肤液。因安检发生的荒谬事情层出不穷。

为了避免有损尊严的安检,拒绝被当作潜在的恐怖份子,我2009年从纽约飞回德国后,就宁可不飞行,甚至不旅行。可为了中国梦,我只好豁出去了,但我还是避免法兰克福机场,宁可到杜拜转机,从熟悉的杜塞尔朵夫机场起飞。 果然在杜塞尔朵夫机场过安检时,一切顺利,愉悦上机。 可是在台北机场我却不得安宁,只因一个只有我的小拇指粗的日用品。这个瑞士用品很精致,含小剪刀与小刀,已跟随我多年,人见人爱,这次在台北有位大姐也表示喜爱,我还打算送她,可她不要,我觉得也不是新的,就没多说。 当台北安检员要我拿出他们发现的威胁品后,我表示可以送人,但安检员说只能抛弃。我于是据理力争,当我无法说服面前的安检员向德国的同行学习,不必把我的袖珍物件视为恐怖份子的作案工具后,我选择从新赶向行李托运处,请航班工作人员解难。 在阿联酋航班的托运处,我碰上一位聪明的台湾小姐,她见我身带一提一挂的两个肉红色包,便建议我腾一个出来给小刀当包装,然后像大箱子一样把小包交给她办托运。 当一个肉红色的小挂包出现在载满各种大件行李的传送带上时,站在杜塞尔朵夫机场的我顿时心花怒发。不在台北机场为了珍惜物品而奔走折腾,岂能获得这份快乐?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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