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10月19日讯】所谓的“五七干校”，是文革时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所办的劳改农场。数百万知识份子被驱赶到那里接受所谓的劳动改造。今天的“百年红祸”特别报导，我们来看中国最大的五七干校——鲤鱼洲。
江西省鄱阳湖畔有一个鲤鱼洲，1969到1971年，这里一片蛮荒，而中国最大的五七干校就在鲤鱼洲。
旅美华人黄肖路：“鲤鱼洲是鄱阳湖比它高，在鄱阳湖那儿围一个堤，就是叫围堤造田。一个很高的堤，底下一个洼坑，就是鲤鱼洲。”
旅美华人黄肖路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他坚持反对三峡水利工程，被打为右派。1969年10月，军委“一号通令”下，北大、清华陆续有六千精英被下放到鲤鱼洲，黄万里和妻子就是其中一批。
黄肖路：“到走的那天我就去火车站送他们。清华大学这一趟有带着家属的，可能去了几百人吧。然后大家都坐在硬席座车厢，一个个还得装得好像多么高兴，光荣的要成为五七战士了。但是有好多送的家属，车一开就哭了。”
鲤鱼洲是大跃进时期围湖造田的产物，钉螺蚂蝗遍地，血吸虫病泛滥，还头顶着堤坝决口的风险，因此早已被当地农民废弃。但环境恶劣正是鲤鱼洲被选中来改造知识份子的原因。军宣队按军事编制把知识份子们分为连、排、班，让他们日以继夜的开垦。
1970年过年时，黄肖路挑着行李，去鲤鱼洲探望父母。
黄肖路：“我在那儿的两个星期，我爸他们从来没歇过一天，老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才下工。很累很累的。”
黄肖路说，母亲当时体重只有90斤，却要挑100斤的担子。71年大暑天，父亲每天发烧也不被允许休息，差点丧命。
黄肖路：“71年是特别特别热。有一天他就中暑了。劳动完了以后，走不动就摔倒了，趴在地上。他一看整个鲤鱼洲没有一棵大树可以乘荫凉，远远的有一个打谷场。后来我爸就在地上爬，他说，我今天要是能爬到那儿再晕倒，我就活了。”
黄万里教授爬到打谷场后晕倒，后来被人救回，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1970年4月18号，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盛澄华一头栽在农田里，再也没有起来。还有人被翻倒的卡车砸死，或者干活时累死。
讽刺的是，辛苦的开垦并不能改善生活，只是单纯的惩罚性劳动。黄万里教授因为提议用自行车代替人运沙子，被军代表大骂，并全农场广播批判。人们即使收获了粮食蔬菜，养大了猪，伙食仍然得不到改善。据北大教授严绍璗回忆，物理系八个年轻老师到鄱阳湖对岸为集体寻找吃食，不幸遇浪翻船，无一生还。另一名老人因舍不得吃一颗咸鸭蛋，放到变质，最后因食物中毒去世。
而血吸虫病的蔓延使得不少人出现了腹肿、肝大等症状，农场医疗手段有限，情况不断恶化。根据廖太燕收集整理，当时南昌的各大医院住满了北大，清华的五七战士，经普查发现80%的人受感染。1969年，清华教职员工染上血吸虫病的确诊者747人，怀疑待查者达1111人，第二年患者突破了千人。
除了劳累和血吸虫病，鲤鱼洲更难熬的，还有精神折磨。军代表、政治指导员、工宣队想法设法修理这些知识份子，天天晚上开会，搞活动批斗，鼓励相互揭发。在所谓的“一打三反”中，黄万里教授被打成了所谓的美蒋特务。516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中，陈贯良被逼自杀。
从1969年到1971年，几千名中国知识精英在鲤鱼洲经历了人间炼狱。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形容鲤鱼洲是毛泽东改造不听话的知识份子的中国版“古拉格群岛”。
采访／常春 编辑／尚燕 后制／陈建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