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互动】雄安新区引热议:又一深圳浦东?

【新唐人2017年04月04日讯】【热点互动】(1592)雄安新区引热议:又一深圳浦东

这两天中国最火的消息,是将在河北建立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浦东之后又一个全国性新区,旨在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有分析说:这一举措是为了解决北京面临的许多大城市病等问题。在中国,北京等所谓的一线城市是否已经不负重负?建立新区这样的举措能否解决这些问题?雄安新区是否会成为又一个深圳和浦东呢?

主持人: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直播节目。这两天中国最火的消息是横空出世的雄安新区。4月1日愚人节,官媒发布一则非常严肃的消息,要在河北省靠近北京的雄县、容县和安新县以及部分的周边地区设立雄安新区。官方指,是继深圳、浦东之后又一个全国性新区,旨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而有分析说:这一举措是为了解决北京面临的许多大城市病等问题。

在中国北京等所谓的一线城市是否已经不胜重负,建立新区能否解决问题,而雄安新区是否会成为又一个深圳和浦东?今晚,我们请两位嘉宾解读和讨论。一位是在现场的时事评论员杰森博士,杰森您好。

杰森:您好,观众好。

主持人:还有一位是在Skype上和我们连线的时事评论员赵培先生。赵培您好。

赵培:您好,大家好。

主持人:非常感谢二位。欢迎观众朋友们透过电话跟我们分享您对雄安新区的一些看法。杰森,我想先请问您,雄安新区的三个县,雄县、容城还有安新,以前听到这个名字,地图上可能很多人都找不着,现在突然之间好像有点家喻户晓。您怎么看这则消息,您觉得中共成立雄安新区的目的是什么?

杰森:是多方面的。按中共的说法,首先是要分流一些北京非首都职能机构,现在还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非首都职能”,有很多猜测。纾解北京现在非常严酷的、极大城市的状况是一个原因;另外从报导文字中也表示想做成习近平样板房的概念,它提到人口密集经济地区的发展创新模式、绿色的生态环境等概念,藉这个地方给中国未来的新兴产业寻求发展模式。

选择的地点甚至不是历史上大家一直猜测的保定,是因为什么?这三个地方历史上发展的程度非常低,当一个地区发展程度非常低,选用这个地方就像是白纸画画一样,可以比较容易画,不用先破坏再建立,从这一点来说,合情理来看,一是疏导现在北京的压力;另一方面确实是建立未来经济发展的样板房;当然大背景是京津一体化的概念,很可能从各方面的支持上有连接北京、天津、保定等地方共同发展的运作,但核心是前面两个。

主持人:等一下我们分析具体北京面临着什么样的压力。赵培先生,我想请您谈一谈,看到新闻出来之后,在当地可以说是极度震撼,全国各地的买房团都蜂拥而至,据说炒房从五六千炒到二三万。您怎么看建立新区以及迄今为止所带来的效应?

赵培:建立新区现在看来是已经决定的事,但是炒房的效应,更多的消息是当地市政府已经暂停中介公司的卖房行为,再建的房子一律停止。当初华夏集团在这地方拿到很多地,农村的地,现在合同全部作废,华夏集团退回建地;农民也不允许建自住房,而且有规定,当地人的户口只准迁出不准迁入,建材商不能在区内再做生意。

我们还听到有一些网上传说,房子怎么处理呢,说要按照中共上世纪60年代福利分房、租房模式来实验。所以有人就说,可能是社会主义上面实验完了资本主义,现在又搞回去由资本主义上实验社会主义。其实最大的原因,我分析是因为中共只是决定要在这个地方建新区,但是具体的政策没有出来,所以现在是一切都停住,户口怎么安排是个问题,当地人的户口要不要都迁到保定去,还是都留下来?留下来之后,是跟北京户口同等对待?虽然不是北京户口却享受北京人的待遇?这一些列的问题都是这个新区所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现在是把所有东西都给停住了,就是不让各个方面动。现在大概是处于一种观望状态,等待北京政策出台。

主持人:杰森,刚才我们谈为什么要建立新区,我正好日前看到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有一个人怀揣500万人民币,但是在北京买不了房,愤而移民。刚才您谈到为纾解北京的压力,到底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面临什么样的压力?是不是已经有点不胜重负了?

杰森:可以叫做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我看来。我印象很深,将近20年前我离开的时候,当时北京市一千多万人,已经挤得受不了了,到哪个地方都是人;现在北京是二千四百多万人。当然北京的地盘也在扩大这是真的,但是整个来说,北京这么多年治理雾霾一直治理不好,人就这么多,一天到晚那么多车、那么多人,那怎么治?根本就没法治。而且北京那个地方根本就是极端缺水,所谓“南水北调”其实调过去的都是污水,很多水库让人喝都不够,再加上人口还不断往北京去。

主持人:所以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人口压力?

杰森:人口压力、资源压力、空间压力、环境压力,一切的压力让整个城市已经到了承负的极限。再往下,如果仅仅现在这个模式,就在这个地方发展,不管怎么治理,除非加一个空心玻璃罩,不然这个地方的雾霾等各方面因素,永远不可能真正改变。因为人就这么多,一个小小地方聚集了相当于整个加拿大人口,加拿大才3,000万人,北京市聚集2,400万人,还在增加,你说这怎么弄呢?!

主持人: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这么多人要去北京?

杰森:这个核心原因我们都知道,极端集中的就是中央极权制,权力集中引发利益集中,利益集中就引发人口集中。最简单的,北京上清华的人数可能在全国是最多的,而它只是个城市;别的很多省都没有它多。北京的医疗可能是全中国资源最丰富的,所有最好的医院都在那、北京的大学是最多的、北京的就业机会是最多的,其它地区基本上资源都被北京吸干了。

有人说,长江以北除了北京,没有一个像样的城市,整个河北地区长期发展不出一个像样的东西来,就是因为中共极权统治方式,所有的资金、税收最后都进入中央,然后由中央往全国发送,在发送过程中政策全部由中央定,一切都倒向中央就是所有的利益核心,利益核心造成所有的资源核心、人口核心。这个概念根本没法解决,在目前中共治下,这种运作方式完全无法解决。

这样的事情在海外不存在,是因为海外是由下往上的运作,像我们的税收进入我们的地方政府,然后有部分进入州政府、进入联邦政府。从下往上运作过程中,官员是地方老百姓选的,税收是从老百姓这儿来的,所有这些过程不是从上往下走。所以美国这边生活水平很平均,我在很多地方待过,几乎各地差别不大。

在美国是人随着工作走,工作到哪儿人到哪儿,因为生活质量差不了太多;而在中国是先选地方,就这个地方再去找工作。因为是地方差异、是核心决定人的生活质量的概念。北京相应极其高的房价、极其高的环境污染情况,也丧失一部分工作吸引力,但还是改变不了很多人漂在北京的现实。

主持人:赵培,您怎么看刚才杰森提到的资源不平均、分配不平均,特别是举例北京人上大学。我们都知道,在北京的高考分数和外地完全不一样,外地可能是要高出很多,而且只能一小部分人进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倾斜政策呢?

赵培:虽然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共的思想和它统治的道理问题。大家知道,一般像美国或是中国古代,都是自然形成,虽然也有中央极权,但是政府或者是皇帝治国也好,是按照天道或者是自然的道理去做;若是无神论,就讲究社会的规律。是这么做的。

而共产党是什么呢?它讲的是“人定胜天”,它一定是想违背规律去做,造成的结果就是它做的什么事都不对。我们人为去想什么总是有漏洞,而几千年来的自然规律是没有漏洞或者漏洞非常少,是有规律可循的。

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说现在腐败,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吗?毛泽东时代共产党还是有腐败。共产党人为地把人分成几个等级,比如农民,农村户口是最低等级的,农村户口要想跳跃龙门,只能通过提高自己的身份变成为城市户口,城市户口里面最高等是北京户口。为什么?共产党把资源就按照一个个等级分,在这种情况下,资源自然是靠北京集中。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资源集中到什么程度?到了两极分化的程度,说清了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三湘都市报》在上个世纪曾经报导了一年原始分时期,就是同一批录性,北京对照山东,文理科各自低了120分到140分。150分有一科满分,5科的话等于是少考,北京孩子完全可以少考一科的这种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外省的生存压力就非常大,因此大家只能选择北京。

从现在来看,中共的色彩在中国越来越褪去的时候,为什么大城市还有吸引力?因为它褪得最快。大家知道深圳为什么有吸引力?是因为深圳毗邻香港,当时把它划成特区邓小平没有过多限制,而它吸引的正是香港华人先进的管理经验,就是中共讲的“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其实“先进”就是人类历史正常人应该用的办法,它吸收了;不是共产党的东西。所以这个地方共产党的理念就非常薄弱。

新进来的外企、后来形成的私企,它就不按照共产党的那套管理,因此发展得非常迅速。这就造成了几个方面的区别。第一,是硬实力方面的区别。刚才我们讲的教育、工作,工作机会就非常多。我们知道,全国近一半的IT(资讯工程)职业的高级职位都在北京,工资排名可以说全国第一的。一半,大家想一想,你到北京,你选择这个城市,就像杰森博士讲的,就意味着你能找到工作。

还有软实力。北京这个地方,共产党控制轻了之后,它比较接近于西方正常人类、自由社会的管理方式,大家凭关系、走后门的概率就小,所以这些软实力让你更能找到工作、更能感到公平、更能感到吾人被尊重,这就是大家去大城市愿意去见识一番的原因。

我觉得一切原因归根结柢,在于共产党能够扮演什么角色,但是它其实真的扮不了。反而正是因为它制度上的缺陷、统治思维上的缺陷,它才用计划分配的方式,搞得中国上下天怒、人怨,这才是中国现在一切问题的根源。

主持人:刚才举的北京学校分数低很多的例子,我还想请问杰森。说到资源,比如人们的税收由中央政府收上去,中共再去分配这些资源,它为什么要如此集中把资源分配在几个大城市,而不能平均分配?

杰森:为了控制。过去的王是靠威信,现在不是威信选出来的,就必须用钱来吸引各方面的力量。中共在1994年税改,全国税收60%被中央收走、40%留给地方,而地方承载着城市建设、扶贫等70%的社会责任,40%的税收明显完成不了70%的责任,怎么办呢?要中央拨款。

拨款的过程就是中央做决定的过程。它决定给谁拨多少,都在身边的人它就肯定给北京留很多,首都是个门面。所有这些过程中,这只是一个例子,它通过给你拨款、给你资金转移这样的方式,另外各级官员也是它自己直接任命的,这就达到了能形成中央集权这样的概念,这是中共统治的一个方式,因为是非民选的。

国外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国外因为层层都是从底下选的,所以没有中央集权的概念。各个州政府、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每一层都有自己明确的职责范围、税收范围。中国不是,它完全是中央控制,中央控制就造成了一种极端的权力造成极端的利益,极端的利益造成了人口的极端集中。

所以中国在过去所谓经济发展的几十年里头,你看得最明显的,就是人口都往权力集中的地方走,全国人往北京、上海、深圳,每个省都往自己省会走,很多地方中小学,农村的小学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在丧失掉,而整个大的城市在不断地变得更大更大。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整个政治型模式造成了它整个人口社会发展的畸形,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的统治方式不可持续,它从很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来,这方面也是体现出来的一个方式。

主持人:再问赵培一个问题,刚才杰森提到国外的这种,我们都知道到国外的很多中国人很快可能都感觉到,在国外像美国、加拿大你住在哪里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你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几乎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在国外没有像在中国这样的,大家都挤破脑袋要去几个大城市这样的现象,最根本的区别,赵培,你怎么看?

赵培:其实最根本的区别,我们用美国人当时要独立的一句话来说,就叫做“无代表,不纳税”。大家知道社会资源是什么,就是政府掌握的社会资源,就是税。那么“无代表,不纳税”英国人当年要给美国征地、收税,但是美国人觉得我在英国议会没有直接代表,我不要纳这个税,所以这是美国当时独立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这句话代表了什么?我们看一下美国、加拿大或者是英国的社会架构,它其实架构比中国要少很多官员,比如说市政府收某几样税,比如说地税市政府收。那么市政府应该管什么呢?应该管你市里的交通、市里的治安,还有学校,这是政府要管的。所以它收得上来税它就能够养得起学校,那么学校好坏就在于它自己收的税养得怎么样。

美国的州政府、加拿大的省政府它管什么?管医疗之类的东西,就省里相关的,省警察、高速这些它管,我省里收来税高,我就交通建设得好。联邦或者是美国,美国也是联邦它管什么呢?它管国家整个军事安全、外交这些。

我收来的税,我收的什么税都是有规定的,我只能做这些事,你在网上都能查得到我这些事,用到百姓身上多少、怎么用的,这是北美的一个正常的关系。中国古代也是这样,一个县太爷收来的税,他应该干什么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中共是什么呢?所有的税都被中央,或者是一级级的收上来,它拿到这个税的时候,中国人在中共那边可是没有代表的,中共不代表你,中共只代表它的统治集团,这个时候它想干什么干什么。它按照共产党这套计划体系,觉得这样分配好、觉得应该集中力量建大城市,当年就建了。包括建立社会主义就建了,它把东北的资源都调配出来,建了北、上、广、深四个门面大城市,好不好?好啊!

但是真正损害的就是中国人的利益,咱们就说东北。东北在满洲国时期,就是1945年的时候,它可是亚洲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它的工业总产值超过日本本土。当时东北人的收入是多少呢?人均GDP关外是315美元,而关内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只有40美元,是这么一个方式。

而且整个伪满洲国是世界第四大工业体,这么发达的一个地区,中共统治六十多年之后,现在是什么德性?大家也看到了,两百多万东北人背井离乡,到中原、到关内去讨生活。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共的计划掠夺,把东北的资源挖空了没给人家正常的补偿;把东北的煤矿挖空了没给补偿;木材拉过去建设,没有给人家补偿。

自由社会怎么做呢?同样是资源省,美国的阿拉斯加成立一个资源永久基金,这个州的石油收入25%进入基金,从1982年开始连续二十多年给州的居民分红,每人几百、上千美元不等,这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正常做法。所以中共的计划分配和它拍脑袋不相信神、不相信规律的做法,这个统治思想才是这一切的祸根,才是导致资源不平均,它想分配到哪就分配到哪儿的重要原因。

主持人:好的。我们现在节目已经过去一半,欢迎朋友给我们打电话来谈谈您对雄安新区的看法。杰森,我们刚刚分析了很多,造成大城市病的原因,特别是中共比较畸形,我觉得你了解它的原因,你才能知道它现在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所以回过来说雄安新区,它能不能解决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问题?

杰森:网上讨论很多了,有很多很多讨论,有人充满希望,有人充满悲观。在我看来习近平的想法,我认为是二点,另一方面分流一些非首都功能,这个按照中共强力的政策,它有可能会做到一些,它硬强迫央企、个别一些研究机构或者软件公司。

主持人:教育机构,有人说清华有可能搬到哪边?

杰森:这个我倒是怀疑。但是有可能它会强制性让一些企业搬,可能会分流一些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让一些企业痛苦无比,因为中国人是先选地方再选职业,有的人甚至放弃职业,我也不愿意走,孩子在上学我为什么要离开?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说,中共可以用强制的方式实现第一点,第一点是分散一些非首都的功能,这样子的话很可能对北京的房价也是一种相应的抑制,因为有一些人口分流的因素。

但是对第二点,作为对中国新型的、创新的、绿色的经济模式样板房这样的特点,这一点就不是这么简单,对于这一点来看核心是个文化的问题。刚才赵培也谈到,你要是真正看中国的所有新区,唯一从零做起、从一无所有的状态做起,成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就是深圳,浦东都不一定算在内。

深圳为什么能做成了呢?当时人被中共束缚得很厉害,文革的时候,后来所有的改革开放在深圳搞特区,一下把中共束缚、捆绑中国人的绳子拿掉以后,让全中国有渴望创新的人进入深圳。同时紧邻香港,香港是国际性大都市,100年的时间里头跟国际接轨,这时候香港人把国际的理念还有技术、资金带进来。中国人的勤劳加上国际的理念,最后创造出深圳的奇迹。深圳的奇迹是中共放弃管理、放弃束缚的奇迹。

这一次的雄安新区,如果还按照中共的管理模式,把中共的那套理念搬过来,同时周边又没有一个像样的国际接轨的概念,浦东还有一个上海传统的经济新区。这样在我看来,它不可能形成一个创新的文化理念,没有文化底蕴它绝不可能形成一个创新的环境。

我们知道硅谷为什么能成功?它是100多年像史丹佛大学,就是加州分校形成的创新的底蕴和资金,碰巧结合以后形成完美这样的机制。包括深圳刚刚也谈到了,如果它没有一个正常文化底蕴,就不会按照现在官方指令,它永远不可能实现创新,创新不可能命令出来,搬家可以命令你搬家,绝不能命令你创新。

所以在我看来的话,第一个功能有可能实现,后面那个功能真的非常难,如果按照现在中共的路子走下去。当然它如果从文化入手,创新的创造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理念,在这个地方培植这个地方的文化,也许还有希望,但是目前来看中共走这条路,可能第二步实现不了。

主持人:我觉得杰森谈到这个问题也挺有道理,赵培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有人说当时深圳的起步,在1989年“六‧四”之后,很多人对中国现实比较失望,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去开拓,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看到雄安新区宣布之后,很多人是带着一车厢、一箱现金去炒房,所以人的行为也不一样,你觉得雄安新区能否成为另一个深圳或者浦东呢?

赵培:我觉得如果共产党不在那,它真可能成为下一个深圳。因为我们看邓小平时代,他把深圳作为试点,深圳真的是共产党管得少。这个时候经济改革的部分,大部分在深圳都已经得到了体现,深圳已经做到股票各种创新,在经济上中共放手已经放得很彻底。这样的话改革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深圳非常好,现在是北、上、广、深大城市。

到了浦东,浦东没有像深圳这么深远的影响。你再往北走,天津的滨海新区,现在可能很多人都忘记了。为什么新区吸引力越来越小,新区改革越少呢?是因为经济改革到头了,必须政治改革。因为真正箝制中国发展就是共产党政治之路。这个新区如果你在里面不设立党委,它真的很可能成为中国的硅谷,因为没有党委。史丹佛大学也没有党委,美国的常春藤大学也没有党委,它都能够实行创新。

没有了共产党,你想一想,东北200万人至于向往外跑吗?他们不会到北京抢占资源,他们会回到自己的老家,因为他们老家比北京要富有,他为什么要到北京抢占资源呢?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根子上到今天为止,这个新区应该进行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尝试,一个政治上的全新尝试,这样才是千年计划、中华复兴的伟大计划,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主持人:很快,杰森还有什么可以补充呢?

杰森:其实在我看来我总是对创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充满希望,我希望从文化上着手,把它真正变成能给中国人带来希望、创新的样板房。

主持人:我们看看文化的底蕴还有多少。好,非常感谢二位,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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