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6日讯】尽管中国的全国人大被西方社会嘲笑为橡皮图章机构，但在人大会议期间它仍然会有某些辩论发生，从而使那些中国高层官员面对一定程度的媒体质疑。于是，中共不禁在街上加强安全控制，还派间谍向国外记者刺探外国媒体对中共高层的观点和看法，以操控人大新闻发布会的舆论导向。
中共认为，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必须加强安全。中共的安全措施不仅是在街上防止任何潜在的抗议，甚至把海外媒体当成防范的对象，派间谍刺探外国记者和媒体的舆论倾向。
一些间谍以不同身份接近外国记者，拐弯抹角的刺探新闻情报，澳洲ABC新闻公司驻中国记者斯蒂芬麦克唐纳（Stephen McDonell）便遇到这样一名间谍，并被纠缠了好几年。麦克唐纳决定把事情公布出来，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对媒体舆论的操控。以下是他的故事：
如果全国人大在这里开，那么，我与中国文化部的人会面肯定是在吃午饭的时候，至少每12个月一次。我最初还以为这个自称是从北京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协会来的家伙是想寻求中国和澳洲之间的文化联系。
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前，或其他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时，他就打电话问我：“我们可以见面吗？”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把一些中国艺术品作为礼物塞到我手中，并打开一纸蹩脚的书法复印件给我看，称是他的手迹。我们在一家离ABC北京记者站很近的餐厅吃午饭，他边吃边问我是否有新的中澳文化交流途径。
“你应该与澳洲大使馆文化官员联系。我可以把你介绍给她”。但那人对我的建议完全不感兴趣。我们用中文谈了一会儿艺术和音乐，他把话题转到我最近做了一些什么新闻报导。
当我们谈到中国的政治，更确切地说，谈及将举行的全国人大时，他把身体挪向前面，把头凑得离我很近，很感兴趣地听我讲——他的问题——他挂在脸上的笑——我突然恍然大悟：“这才是他的兴趣所在。”
那年，在人大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国的2号领袖，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了他一年一次的精心控制的新闻发布会。所有的提问只有约15个，中国媒体和国际媒体各一半。“新闻发布会”开了近三个小时，答案是冗长的，之间还有大量的停顿。即使这样，中国政府仍然不希望温家宝面对令其尴尬问题，使其在全国电视上和数百名记者面前露出窘相。
此后，每次与这人午餐时，有关对温家宝的潜在提问一直是他最感兴趣的。当我对他谈及这些问题时，他很注意听，并面带微笑地追问：“还有吗？”
我们在第一次会面时，好歹还谈了一些文化，但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加，我们谈话中的文化部分变得越来越小。后来我们就单刀直入了：“你好，这是最近报导的一张图片，西藏，新疆，和其他不好的消息，（这里是）对温家宝的提问，下次见。”
我一直在想，这可不是一个双行道。我提供给他澳洲的和其他外国记者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和最近在西藏发生的自焚事件，他给了我什么？什么也没有。
所以今年我对他说：“你不用假装你是做什么与文化有关的工作，我还是可以与你会面，和你谈论这些事情。”
“噢，不！”他边说边伸手去拿装他的书法复印件的袋子。
“为什么，”我问他，“我们不只是在举行重大政治事件时才会面，并只谈论政治吗？”
可笑的是，即使我绝对清楚地告诉他，我不相信所谓文化的废话，他只管追问：“那么你今年想问温家宝什么？”
我告诉他，我还没有准备任何问题，因为今年整个新闻发布会是操控的，我将永远也不会有机会问问题。
他笑了：“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呢？如果你可以提问有关西藏的问题，你会问什么？”
我告诉他，如果我有机会向温家宝提问有关西藏的问题，我会说：“OK，大多数藏人显然是不满目前的状况，中国政府改变这种状况的长期计划是什么”。
这人竖起大拇指“问得好”，他说。“还有其他的吗？”
每当我们约会午餐时，他总是在我之前到达，他从来不会在我之前离开。他会说，“我要打几个电话”。
也许他是要检查录音机，看他同事在角落里的微型麦克风是否工作，也许他不想让我知道他回去哪里。
也许他只是在等着会见下一个记者，再刺探新的消息。其实我知道在他名单上的其他记者：《金融时报》，美联社等。
也许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小俱乐部：北京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之友。这样，他可以同时和我们大家见面，节省了他的时间。
但现在我已经讲了关于他的故事，恐怕刚刚与我的文化朋友共进的是最后一顿午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