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6月19日讯】【看西方】（17）法律与西方世界
主持人：皮尔金顿教授，你好。
Pilkington：非常高兴见到你，丹妮尔。
主持人：很高兴见到您，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Pilkington：谢谢你！
主持人：皮尔金顿教授，先介绍一下您自己。我知道您要讲的故事很多很多！
Pilkington：是啊，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嘛！
主持人：是！
Pilkington：好吧，我叫玛丽莲‧皮尔金顿（Pilkington）。我在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长大，在阿尔伯塔大学念书，我先读了英语文学，获得了英语文学荣誉学位。
主持人：是。
Pilkington：在大学的第五年我担任了阿尔伯达大学学生会主席，我是第一位当选这一职位的女性。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末，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运动也在大学里出现，新的学校管理方法也在制定之中。
主持人：所以，你算是婴儿潮一代了？
Pilkington：对，我是婴儿潮一代，毫无疑问了。其中还有呢，我是大学理事会和学术评议会的学生代表，我开始意识到法律在所有这些机构中所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理事会面对那么多的问题，需要法律方面的咨询，需要对有关法律条文进行解释。那时理事会有一位很出色的副主席，三十多岁的律师，非常有能力。我很佩服他，在复杂的讨论中，各种争持不下的观点面前，他可以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把所有因素归纳出来，摆在桌上，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每个选择的优缺点是什么。他可以把问题分解，然后归纳演绎作出决策，他有很好的分析能力。
主持人：他对你有很大启发。你想， 噢！他的能力是不是通过学法律学来的？
Pilkington：就是，我想这肯定是原因之一了。当然个人的天赋也起作用，他非常善于分析问题，而且做的很公正。真的帮助我们理清了必须作出哪些选择、这些选择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真正促进了问题的解决，而不仅仅是重复各方不同的意见。我就想， “嗯，我要能够这样做就太好了！ ”如果学法律能使一个人做到这一点。
主持人：那时，你二十多岁？
Pilkington：我16岁上大学，所以那时我二十岁刚刚出头。因此，担任过学生会主席之后，我又学了英语文学硕士课程。然后上了多伦多大学法学院。来多伦多之前和我现在的丈夫结了婚。我在阿尔伯达大学上学时，他是我们学校法律系学生。当年我竞选学生会主席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把他强拉来帮我贴海报，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在卡尔加里是一名企业律师，然后我们来到多伦多，他加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律师所，叫斯提克曼‧埃利奥特，他们在多伦多、卡尔加里、蒙特利尔、 渥太华、温哥华都有分所，并且在香港已有多年。但他在多伦多工作。
主持人：这么说，你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律师生涯，直到今天。
Pilkington：对，我毕业以后一直在做法律方面的事。
主持人：这些年来一直在作律师，然后你成为一名教授，是吗？
Pilkington：法学院毕业后，我在渥太华为加拿大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做办事员，然后我在多伦多加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律师所，那时叫作托利‧德斯劳利埃斯‧宾宁顿，现在就叫托利。我在那里干了四年，专门做诉讼案，学习曲线真是直线上升，每天都学到新的东西，另外你从法学院学来的东西，要学会如何去运用到实际的案子处理中去。还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就像是跟着有经验的律师做学徒学来的。我很幸运，曾跟一些最好的律师学过，我在那里做了差不多4年。1980奥斯古德‧豪尔法学院邀请我去，一转眼，当老师都29年了。
主持人：噢，很长时间啦。有很多政界人士是律师出身，这些年来你有没有曾经考虑过从政呢？
Pilkington：嗯，这个很有趣。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政治家是律师呢? 因为各级政治家本身就是立法人。联邦和省级议员通过投票制定法律，市议员一级，则制定规章。所以对法律的理解是他们知识基础的一个非常重要部分。当然也有的政界人士没有这样的背景，这也很重要，也就是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律师。但律师在立法过程中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政治家们也可以从司法部或其法律部门得到很好的建议，协助他们确定哪些政策可作为选择，以及一个新的方案的实施，需要什么样的法律要求等等。
主持人：你有没有过从政的想法呢？
Pilkington：我呢，当学生的时候就开始从政，竞选当主席，当然是有一些兴趣，但从来没有实际走上那条路。
主持人：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近30年来，有什么精彩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Pilkington：嗯，教法律是一个非常令人高兴和可喜的职业。我们法学院招来了最聪明和最优秀的学生，非常多样化的学生，并通过这种多样性，我们真的改变了从事法律专业人士的构成。如果学生无法进入法学院，他们就无法进入这个职业。我作法律专业学生的时候，这个职业的人是清一色的。
主持人：白人男孩？
Pilkington：白人男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犹太学生很难在有名的律师事务所里得到职位。
主持人：特别是在埃德蒙顿。
Pilkington：多伦多也是一样。而且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有个西奈山医院呢？就是因为曾几何时犹太人医生没有权力在医院行医；我们为什么有个女子大学医院呢？也是因为女性医生一度在医院找不到职位。同样，法律行业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加拿大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几乎任何人获得足够的教育后，可以进入任何相关领域。在法律界内部有不同背景的人为不同的人群说话这非常重要，本来律师就是替人说话的。人们需要有这种了解他们的主张和立场，理解他们的文化和关心他们的专业人士替他们发声。法律界的新鲜血液使这个行业，使司法系统更加多样化、更受人欢迎，更平易近人，更有社会责任感。
主持人：这么说，你自己是经历了加拿大社会的演变。
Pilkington：是的，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主持人：不到30年。
Pilkington：不到30年。
主持人：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Pilkington：是的，但现在还不完美。
主持人：我们还在不断发展。
Pilkington：我们仍在不断发展，仍有各方面的挑战，各种困难要克服。但是各种问题都可以非常公开的讨论，相关的政策也正在实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权力和自由宪章”里已写下了基本原则，那就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要尊重他人，这已经成为我们制定政策时的标准，不仅是在政府的层面上，在非政府机构也是如此。
主持人：你能不能给我们大体介绍一下加拿大的司法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Pilkington：噢，这可是个大话题。
主持人：是很大。
Pilkington：让我看看，能不能很快的，比较全面的介绍一下。
主持人：并且要用简单的语言，这样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
Pilkington：最重要的是，加拿大是宪政民主。所以她是一个遵循宪法运作的民主国家，这部宪法，一部分是经我们认可，从英国沿袭而来的。宪政民主涉及到很多方面：如法制，这是用来限制政府，使其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而随意行事。政府行使公共权力是为了公共的利益，它必须在法定的权限之内运作，否则他们会被追究责任。法制是通过普通法院实施的，它适用于每个人，包括各级政府。另一个重要原则是，我们有一个联邦制度，这意味着一些宪法赋予的权力是由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行使的。其他地方性权力是在省立法机构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当选民选举联邦议员，或是省议员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负有哪些责任，我们可以在哪些问题上追究他们的责任。例如，教育方面的问题，是省级政府管辖范围之内的。
主持人：所以这是写入了宪法内的？
Pilkington：是的。1867年版本的宪法之下有四个省份：现在的魁北克和安大略加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省，这四个殖民地区组成了当时的加拿大。然后随着铁路向西部逐渐延伸，其他大西洋省份也先后加入，先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然后曼尼托巴省、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最后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在1949年加入加拿大。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当然，现在我们又有了东北地区，育空和努那午特Nunavit ，这是加拿大的领土区。因此，我们的联邦制度下有十三个区域：十个省，三个领土区。因此，我们有这种两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与法制相关的另一项重要基本原则是，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而且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是不可侵犯的，法官不会因为政府不喜欢他的裁决而遭到撤职。法官如有不当行为可以通过司法委员会追究他们的责任。但是，要解除由联邦政府任命的某位法官的职务，需要有众议院和参议院联合决议。所以，一切都必须公开、透明，必须允许公开辩论。这是保护司法独立性，政府本身无法解除法官，只有议会能这样做，省级法官也是一样。
主持人：所以，法官的职位是终生制的？
Pilkington：联邦政府任命的法官可以任职到75岁。很多人曾经想他们也许想在55岁时退休，可现在却流行一个说法叫自由工作85！到85岁才想退休呢。法官一般都非常喜欢他们的工作，也很愿意干下去。
主持人：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西方社会是三权鼎立。所以你提到了两个：一个是执行机构，这是联邦政府，另一个是独立的司法机构，那第三个呢？
Pilkington：第三是立法机构，那是联邦议会，或是省议会。
主持人：那么，谁是我们的执行机构呢？
Pilkington：总理和他的内阁，内阁成员几乎完全是当选的国会议员。谁能赢得议会多数的信任和支持，谁才有资格去任总理，去组织他的内阁。这个内阁代表国家，去掌握不同性别之间、不同种族群体、族裔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等等。内阁成员们就是联邦各部的部长，其中多数是政府各部门的主管。如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等。
主持人：那立法机构是什么呢？是由哪些人构成的呢？
Pilkington：选民选出的国会议员或省议会议员，这些人有制定法律或立法的权力，他们还要监督政府。比如，去联邦议会里看质问时段，你会看到反对党议员质问总理和他的部长们： “这件事情上，你做了什么了？为什么不那样做呢？这个不对，那个不好”。偶尔他们也会说： “你的这个政策很好。”，当然，反对党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政府，而且政府也必须出席国会回答问题。新闻媒体都在那儿，人们可以知道政府在干些什么事情，可以知道反对党认为政府有哪些问题等等。因此，议会本身，众议院本身是反对党监督政府的地方。另外，众议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制定法规或法律。一个法律提案通常要经过法律委员会评审和研究后，再经参议院审查。然后经众议院通过之后再经参议院通过，最后经总督签署，成为法律。
主持人：御准？
Pilkington：正是，御准。但是，我们的制度不同于美国，因为美国总统不出席国会。他独立于国会系统之外，所以的确是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的分离。
主持人：对我们来说并不十分清楚。举例来说，眼下保守党议员，可以属于行政权力，同时也可以属于立法权力啊？
Pilkington：是，那些内阁成员是执行行政权力的角色。那些仅仅是议员的，也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立法机构的成员。他们没有责任去执行法规，他们有责任研究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主持人：那么这两个权力在加拿大没有像美国那样有明确的界限？
Pilkington：可以说它们不是完全独立的，因为内阁成员同时又是众议院议员，也是众议院的一部分。
主持人：就是嘛，也许今天我只是一个议员，明天我成了内阁部长？
Pilkington：是这样的。你还记得去年12月，总理请求总督下令议会休会。这意味着议会停会一段时间，以后再召集起来。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议会没有超过半数的支持。几个在野党都表示，他们将要否决他的立法提案，这就意味着总理失去了议会的信任。那么结果是或者将由反对党联合成立新的政府，或者举行一个新的联邦大选。其原因就是，当执政党是少数党的时候，也就是不超过半数席位，总理不能保证赢得众议院大多数议员的支持。那么就必须有谈判，有时反对派会说，我们可以支持你这个法案，但是你得更改这些部分。 或者，你也同意这么这么做。少数党政府执政的结果也是对总理及其内阁实施行政权力的限制，和对议会通过法案的限制。
主持人：我们谈到了三权分立，在我们法律制度的其他方面，还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Pilkington：法律确实提供了一个框架，限定了在其中所有社会活动的准则。就说你决定结婚，你真的要受限于整个法律制度，它确定你在婚姻方面的义务、责任和权力。如果你开车你要受限于一整套的规则，你要学会这些规则才能得到驾驶执照。为什么红灯亮了我们要停车呢？因为这是法律。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结果就是‧‧‧‧‧‧
主持人: 处罚。
Pilkington：是要受到处罚，而且还可能伤害自己。
主持人：不仅是自己还要伤害他人。
Pilkington：还有他人。就是这些细节构成完备的法律框架，保证了我们的社会正常的运作。我们这么多人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里，所以人们不仅得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而且要知道别人会怎么做。
就像绿灯亮时，我们有权通过，当然还是要先观察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每次通过一个路口都要停下来，想一想该怎么做，那交通秩序就会大乱了。许多其他领域中也是一样，各种关系，商业交易，各种倡议，还有提供服务的机构，如医院、学校、大学，都是在这种法律框架中运作。省议会和联邦议会制定的政策，将要成为法律，不仅是因为技术和法律上的要求，而是因为这将保证人们想做的各种事情得以实现。总是有人争论，我们到底需要有多少法律？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大声疾呼，比我们更迫切的想限制政府。我们这里听到这样的讨论不太多。我们这里，我想还有点共识，就是，政府也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为我们的共同利益，一起做事情。我们交钱给他们去做我们共同需要的事情。当然，我们不想让他们把钱四处挥霍，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我们要他们能够做得诚实、做得好。这就是政府应该为我们做的事情。
主持人：所以你说，法律制度给加拿大社会提供了正常运行的基础和保证，它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整个社会。而宪法是我们的最高法律。它构成了加拿大社会的基石。那宪法是谈什么的呢？
Pilkington：嗯，实质上它有两方面。不，三个方面。首先，宪法对如何制定法律做了规定。众议院、参议院、总督等，法律是如何制定的，法院系统如何运作等等。所以宪法规定了政府的结构。因为我们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我们的宪法，划分了联邦议会和各省之间的管辖权限。另外，还有人权宪章，它确立了对政府权力根本性的限制。因此它主要是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力。
主持人: 人权宪章。
Pilkington：就是人权宪章。它确定了一些原则，基本的宗教、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各种法律权力。如果有人被控犯罪，这个人受到怎样的对待，他有什么样的权力等等。还有法律运作中的平等权力，保护土着的权力以及其他各种程序。而这些程序，正是由司法机构来主管。如果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某些特定的法律，侵犯了宪法保障的权力或自由，那么他们就在法庭上辩论这个问题，法院还要听取执行法律的一方，也就是政府的意见。然后来决定，该法律是否侵犯了受到保障的权力，例如言论自由等等。如果有侵犯，那么，政府有机会说明，有哪些重要的、令人信服的理由，为了自由和民主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么做是必要的。举例来说，我们的法律，说你不能在黑暗和拥挤的电影院里大喊“着火了！”。不错，这是侵犯了言论自由，至少从技术上说。但政府可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侵犯，因为在这种环境中首先必须保障所有人的安全。法院很可能会说，根据宪法，这个侵权是合理的。只有法院才能做这种类型的判决。首先，他们听取不同的观点、立场，他们也常常听取调停人的意见，某个群体的意见，任何有助于审议这个问题的意见。但归根到底，最后由法院作出裁决。
主持人：加拿大很有成就，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在世界上领先。我们作为移民，应当怎样学习、适应这个社会？
Pilkington：我认为，加拿大是个很好的地方，很适合人居住，而且我认为，鉴于我们拥有的各类资源，日益增长的人口和人们的技巧和能力，加拿大会变得更强大。当然，我们已经受益于从世界各地来的移民，而且也很依靠他们，我们将继续需要移民来建设这个国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些移民来的人，我们非常欢迎他们，他们应该把握机会去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了解他们有哪些权力和可以受到那些保护，他们有权要求自己的这些权力得到保护。在这些方面，法律界人士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新移民也要认识到，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这个新的环境需要公民的参与，才能使已有的社会机构能良好的运作，新移民要发挥作用。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一个族裔多样化的议会，以及一些新来加拿大的群体在参与政治。有这样的机会进入主流社会，积极的参与是非常可喜的。我想，他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
Pilkington：很高兴再次见到你，非常感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