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07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在美国东部的普林斯顿大学和西部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分别举办了两场大型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主办单位把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一本是美国21世纪基金会的《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命运》，由丁抒先生主编，香港田园书屋于去年12月出版，收录论文40篇，全书共547页。另一本是由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与中国信息中心主编的《反右研究文集》，今年2月出版，收录论文32篇，全书共271页。
1957年夏季，由毛泽东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言论自由的政治迫害运动。毛泽东先是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鼓励大家给党提意见，并许诺“言者无罪”，然后却又将其打成“右派分子”，使百万人沦为“专政对象”家破人亡。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是一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为残酷的对知识份子的政治迫害。直到1977年，中共才宣布给右派摘帽，对99％以上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但仍然坚称反右运动是正确的，祇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说起反右运动研讨会，还有一段故事。在1986年底，曾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方励之、许良英和刘宾雁三人商议，准备在第二年，即1987年，也就是反右运动30周年之际，举行一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许良英把会议通知寄给了另一位著名的右派分子，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想不到钱伟长却把这份通知送到邓小平那里。紧接着，在合肥、武汉、上海和北京等地又发生了大学生上街要求自由民主的游行。于是，邓小平决定反“自由化”，胡耀邦下台，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被开除出党，这场反右运动30周年学术讨论会也胎死腹中。
两部论文集内容丰富，议题广泛，作者阵容十分强盛。对这两场研讨会，海外多家媒体都给予详细报导，造成很大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反右运动研讨会既然涉及的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偏偏是留学生们反应冷漠。第一场研讨会是6月上旬在普林斯顿大学开的，当时学校还没放假。普林斯顿大学有100多个来自大陆的中国留学生，但是祇有一个留学生曾经来到会场看过一下。
由此可见，不少所谓80后一代，被称为愤青的，对包括反右运动在内的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无知，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的无知。毕竟，这些政治运动都发生在当代，还有很多参与者、见证者健在。在互联网时代，在极权统治已经无法控制私人领域的今天，更不用说在言论自由的海外，祇要你想知道，你是不难知道的。如果你不知道，那祇是因为你不想知道，不敢知道。你不知道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你多少知道那些都不是好事，都是共产党干下的缺德的事，造孽的事。你知道，如果你正视这些事，免不了会激发起对共产党的不满，会忍不住起来向共产党抗议，那就会给你带来很大麻烦。你不想惹那些麻烦，因此你就要避免心中产生对党的不满，因此你就要背过脸去，回避那些可能会激起你对党不满的事情或信息。眼不见，心不烦。出于下意识的恐惧，他们有意识地远离危险的政治禁区，并由于远离危险而似乎也"远离"了恐惧。以至于到头来，他们自己都误以为自己是最自由、最阳光的一代了。
青年就是青年。青年总是有热情、有理想、要表现的。我们看到，在共产党允许和鼓励的问题上，80后特别乐于表现，而且常常是以“过火”的方式表现——比如在爱国主义的问题上。然而，他们的爱国主义也是一种选择性的爱国主义。他们对同胞的爱也是一种选择性的爱。党不让爱的他们就不敢爱，甚至就不爱。5.12四川地震，很多80后的留学生表现出强烈的对同胞的关爱，令人感动。可是接踵而来六四19周年纪念日就让他们尴尬了。六四的死难者难道不是同胞，不值得悼念？六四死难者的亲属难道不值得同情，不值得慰问？而这时，他们就又把脸背过去了。正是在这部分80后的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集体的人格分裂，看到了共产党暴政对人心的扭曲与毒害。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