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紹政:中國學者不可迴避中國高校問題

【新唐人北京時間2017年11月23日訊】我秉持的理念是一個真正的學者要研究真問題,對國民、人類福祉有重大關切的問題,自己所處環境中熟悉的重要問題都是學者不容迴避的。

這次研討會的參會嘉賓絕大多數都是大陸高校經濟學者。中國大陸的大學是不是現代大學?現代大學是不是起源於中國?全世界每一所現代大學是不是都有幾百上千的專職黨務人員在絕對直接領導學校所有的師生員工?每一所現代大學都有十幾個、二十幾個校級領導,學校每一個學院都要七八個院級領導,每一個處室都有四五個處級領導嗎?

參會的大陸學者到過那麼多世界頂級名校,對中國大陸高校又瞭如指掌,為什麼不對我國大陸高校的治理模式和資源配置模式進行研究?為什麼世界上絕大多數高校都不需要的專職黨務人員在我國的高校卻成為了最厲害的人群?為什麼臺灣的高校校級領導只有兩三個,一個學院、中層機構只有一個領導,而我們卻多得多呢?為什麼我們的教授不能辦學術期刊,而別人的教授卻可以自己辦刊,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為什麼在我們的高校一個有官職的教授、處長、科長、一個職員就可以讓一個無官職的教授陷入困境,甚至絕境呢?為什麼中國大陸高校1949年以來出不了大師級的人物,錢學森之問的根本答案在哪裡?

這些難道不是參會學者在內的中國高校學者最熟悉的問題?難道不能用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加以研究?可是為什麼少有這方面話題的公開討論和學術研究成果,幾乎成了研究盲區?

我瞭解的參會學者中對高校體制觸及最深的是張維迎教授。早在2004年張維迎教授在北京大學任職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兼任校長助理,力主改革,主要思路是不進則退。講師幾年上不了副教授,得走人;副教授幾年後上不了教授,得走人。

這樣的改革方案真的是一個公正的改革嗎?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高校都不需要的北大約上千名專職黨務人員需不需要首先改?北大比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高校校級領導多10多人,每個學院領導多三五個,每個處級部門幹部多兩三個要不要改?龐大的學校內部機構設置要不要改?這些都不改,卻去改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高校都需要的教職工,請問這難道不是像當年國企改革減員增效改革一樣,全世界企業都不需要的政黨專職黨務人員不從國企精簡掉,中組部還要發文加強黨對企業的領導,卻把全世界企業都需要的工人裁減掉?難道這樣的改革方案不荒唐?

北大內部根本無法形成優勝劣汰的制度安排,張維迎教授卻要對在學校無任何話語權的教師群體搞優勝劣汰,這難道不是像國企改革裁掉工人一樣,捏軟柿子嗎?

即使北大內部形成了良性體制,沒有外部環境的配套改革,北大的改革能成功?整個高等教育行業沒有形成優秀員工勝出的機制,被北大淘汰的講師可能比其他很多學校的副教授都還優秀,請問這些學校有動力聘用北大這位被淘汰的講師?其它情況類推。

沒有高等教育行業、全社會和北大內部全方位的整體制度改革,張維迎教授北大改革的失敗也就是必然結果。

張維迎和鄒恆甫事件也是這次改革失敗的必然副產品。北大可以容下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高校都不需要的幾百上千名專職黨務人員,可以容下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高校不需要的幾百畝處級、校級冗官,卻容不下一個有世界影響、學術水平和教學水平一流的著名教授和學者。你即使沒有私心,受害人也會和你過不去。

張維迎教授在北大的改革雖然失敗了,但他是失敗的英雄,令人敬重。可是除了張維迎教授,經濟學界有多少學者勇敢地站出來,研究自己熟悉的高校的資源配置?研究高校的制度改革?研究高校的黨本位、官本位和逆淘汰?

中國有句俗話,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經濟學者對自己身處的高校和高等教育行業都認識不清楚,都無法使之正常化,何以認清楚全社會資源配置的經濟問題,何以對其它領域提供有價值的金玉良言?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陳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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