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文革後，為了迴避和壓制當時國內清算毛澤東罪行的浪潮，鄧小平力排眾議，說「毛主席這個旗幟必須保護」。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針對大躍進，用中共集體都「頭腦發熱」這句話，一筆帶過了造成餓死三千多萬人的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共產極權罪惡。
作為毛澤東曾經的副元帥，毛澤東大躍進路線的執行者，鄧小平難辭其咎。保護毛澤東這面大旗，鄧小平恐怕另有隱情。
「對社會主義一定要有宏圖，要有『好大喜功』」
1956年秋冬，周恩來和劉少奇針對社會主義改造和經濟投資過熱的現象，進行經濟調整，以求平穩發展。鄧小平傾向於支持這種「反冒進」。
但隨著黨內整風、反右運動的愈演愈烈，加之1957年11月毛澤東和鄧小平訪蘇後，毛澤東受到蘇聯科技發展與趕超美國計畫的蠱惑與刺激，決心「趕英超美」、「東風壓倒西風」，鄧小平深受影響。
1958年初，毛澤東決定在中共高層內部進行整風，認為「反冒進」阻礙了經濟發展，替右派提供了攻擊黨的口實。
在1958年1月杭州、南寧中央工作會議、2月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4日成都會議、4月漢口會議和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不斷高調抨擊「反冒進」，鼓動與會者展開激烈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鄧小平由支持「反冒進」轉為檢討自己對路線鬥爭有模糊認識，批評周恩來的反冒進是犯了經驗主義錯誤，高調支持毛澤東的反「反冒進」。他說：「對社會主義一定要有宏圖，要有『好大喜功』」[1]
成都會議後，鄧小平提倡「學毛主席的著作」，大搞對毛的個人崇拜。鄧說：「應相信毛主席比我們高明的多。要跟上去，可以跟上。」這與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吹捧的，「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遙相呼應。
鄧小平負責在中共高層大範圍傳達會議整風精神。
領命大躍進，以黨代政，權傾朝野
隨著緊鑼密鼓備戰大躍進，毛澤東把鄧小平領導的書記處提拔到了領導一切的高度。1958年2月17日書記處會議上，彭真傳達了毛澤東關於「中央書記處對國務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來」的指示。
為加強書記處的力量，擴充其以黨代政的權力，書記處開始管理經濟工作，並把李富春、李先念從國務院調入書記處，增選地方大員柯慶施、李井泉、書記處書記譚震林為政治局委員。
八屆五中全會，毛澤東決定由中共中央主辦出版理論半月刊《紅旗》，陳伯達任總編，鄧小平任主編。這是毛為他的大躍進所做的理論準備工作。
1958年6月8日，鄧小平收閱毛澤東修改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稿及批示，毛在通知稿上批示：「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它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這個通知把原先歸國務院管的事務實際上歸書記處領導，所謂「五口通商」。[2]
由此，身兼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總書記的鄧小平，成為既參與最高決策又負責部署執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關鍵人物，權傾朝野。
1958年9月5日，為了突出鄧小平的國家領導人地位，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於增掛林彪、鄧小平同志像的通知》，將鄧小平像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像同時掛出。
負責制定第二個五年計畫，鋼鐵產量一高再高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有著自己的一套想法：藉口放權地方，成立經濟協作區，驅動諸侯；以鋼為綱大煉鋼；發動群眾搞人民公社化運動。鄧小平作為運動的參與和推動者，緊跟毛的步伐。
1958年6月，毛澤東致函鄧小平，要他搞第二個五年計畫的佈局。「1958年6月18日晚，鄧小平參加毛主持召開的會議。會議決定將一九五八年鋼產量的預計完成數由八百萬到八百五十萬噸改為一千一百萬噸，將一九五九年鋼產量指標確定為二千五百萬噸。」[3]
在7月11日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提出以土高爐形式大煉鋼，斷言鞍鋼、包鋼、武鋼等大企業不能完成生產任務，提出：「大中小、土洋、中央地方遍地開花……全國搞上萬的高爐」，產量「一下就上去了，輕而易舉就上去了。」7月19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鼓吹土法煉鋼，「這個辦法靈的很」，「蘇聯拼老命每年只增產300萬噸鋼」。結果，連軍隊都造起了小高爐。[4]
經過鄧小平兩個月的努力，在8月中下旬的北戴河會議上，中共政治局擴大會通過了58年鋼產量1070萬噸和掀起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決議。21日，鄧小平在會上指出，1958年的鋼產量目標是「給赫魯曉夫打了包票的」。
北戴河會議《關於第二個五年計畫的意見》中提出，1962年糧食總產達到15000億斤，棉花15000萬擔，鋼8000萬噸，煤9億噸，棉紗1600萬件，五年基本建設投資3850億元，重大建設項目1000個以上。
鄧小平受命於毛澤東，搞出了這個所謂「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為「向共產主義過渡創造條件的五年計畫」。
為大躍進從北往南吹風蠱惑
為爭取實現計畫目標，9月2日，鄧小平在書記處會議上說要從北往南鼓動。同時，中央書記處密集開會研究，屢次下達命令規定進度。9月5日，書記處舉行全國電話會議，向各省領導人強調：北戴河會議確定和下達的鋼鐵工業指標，只能超額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噸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
9月中旬至11月上旬，鄧小平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先後赴東北工業基地、河北省、天津市、西南等地，為大躍進吹風蠱惑。
首站到達黑龍江。9月17日上午，黑龍江省委向鄧小平匯報工作。下午，鄧小平在黑龍江省幹部大會上作關於當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鄧口氣豪邁地說：我們不僅要建成社會主義，還要向共產主義過渡！
吉林省，鄧小平鼓動省委，搞鋼鐵就是搞共產主義，是戰略任務，搞起來再說。寸鐵不產的吉林，1958年仍有鐵30萬噸、鋼5萬噸的重任。吉林省委焦頭爛額。
9月下旬，鄧小平和李富春到遼寧鞍鋼視察，鼓動鞍鋼一定要超過上海，要把紅旗插起來。鄧、李走後，鞍鋼大放煉鋼衛星。然而，由於鞍鋼不管不顧生產制度，造成重大生產事故不斷頻發。
鄧小平在視察時還特意關注自己提出的小高爐情況：在黑龍江雙城視察煉鋼小高爐；對於吉林省為了煉鐵而大批建立的小高爐的技術問題，他具體指示：可以組織大學生下去指導；在廣西柳州、四川綿陽視察土法煉鋼，看到群眾人山人海、火光衝天，鄧喜形於色，大加讚賞。
河南「插紅旗」，山東「拔白旗」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反覆講，學問少的人可以勝過學問多的人，要人們不要被大學問家、名人、權威所嚇倒，說不怕帝國主義怕教授是怪事，要敢想、敢說、敢做。「拔白旗、插紅旗」就是黨內整風和思想改造，為「大躍進」掃清障礙。
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主張穩健，省長吳芝圃主張激進，兩人常年傾軋不讓。「大躍進」來了，吳對運動的弄潮與死忠，得到了鄧小平的欣賞。八大二次會議上，吳芝圃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鄧向吳表示：真理在你們這一邊。
吳得了鄧的口諭，一回到河南，立刻掀起聲勢浩大的揭批「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運動，挨整、株連者達20萬人。毛和鄧對這場批鬥不僅沒有制止，書記處還給了吳要鬥透、反覆斗的指示。
山東第三書記兼省長趙健民曾效力於鄧小平領導的「二野」，助鄧興建了成渝鐵路。趙健民與山東第一書記舒同有不同意見。「大躍進」整風批鬥中，鄧小平要趙健民充當山東黨委整風的「反面代表」，目的是配合中共在幹部隊伍中進行整風再教育。因此，趙健民在批判初期，遵照鄧小平的指示作了適度的檢查。然而，趙很快發現事與願違，自己每一次的低頭檢查都會成為下一次升級批判的罪證，愈演愈烈。
趙健民在後來的省黨代會上憤而為自己申訴辯駁，差點使鄧小平的整風方案泡湯。坐鎮該會議的譚震林，挺舒批趙，大罵趙健民。1959年初，鄧小平再次傳話給困獸猶斗的趙健民：適當檢討，保住黨籍。趙才就範。文革後，趙向書記處提出平反，如石沉大海。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1958年鋼產量的完成，是以舉國生產、生活全面停滯和社會全面紊亂為代價的。1958年底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1959年鋼產計畫指標急降，但糧產指標不降反升，從1958年北戴河會議規劃的8,000億斤到10,000億斤，提高至10,500億斤。鄧小平面對農業衛星，仍仰望星空，情有迷思。
始終奉馬克思唯物主義為宗旨的中共，居然以自己的精神臆想來指導國民經濟生產，劉少奇喊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鄧小平鼓吹思想解放就是那麼靈，地瓜畝產要搞幾十萬斤！麥子畝產要搞7萬斤！
1959年2月，鄧小平在談及1959年糧食指標時說，我們的糧食指標與其它生產指標是實事求是的，如果我們拿出12分措施，就可以超額完成；如果再加上24分幹勁，就可以更多地超額完成。10,500億斤是對外公佈的數字，實際上要搞到13,000億斤！這給毛澤東搭了個云梯，毛在黨內高幹會議上指示：「13,000億斤一顆不能少！」[5]
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高估產、高徵收狂潮吹捲起來的農業大豐收，清一色人工移栽、堆積起來的稻田，鄧小平卻「信以為真」、喜聞樂見、拍照留念。
高產量帶來高徵收，原本業已缺糧的農民在「反瞞產」中連來年的種子都被蒐刮走了，更多人因此餓斃。越是放衛星出名的地方，餓死人越多。
鄧小平在視察四川時，和省委書記李井泉研究決定，要在四川建造1000萬畝畝產萬斤的豐產田。溫江地委第一書記宋文彬在安排工作時感到不可行，要求縮小試種面積，卻被李井泉呵斥：1300萬畝是總書記決定的，要改變計畫得經過總書記批准。不出意外，四川是大饑荒中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
主持制定1960年經濟計畫，踏著餓殍繼續大躍進
大躍進引起的大饑荒以及工農業生產的極度紊亂，毛澤東恐其動搖共產黨的執政，打算降降溫。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的萬言書觸動了毛的三面紅旗，毛轉而發動批右傾反黨。大躍進順勢重新抬頭。
1960年經濟計畫還是由鄧小平主持制定。鋼產量有三本賬，第一本賬最低為1,840萬噸（較1959年增長38％），二、三本賬逐級加碼；糧食產量指標設為5,940億斤（較1959年增長約10％），仍然是一個高指標的計畫。
實際上，「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許多地方已處在饑饉的邊緣，發出了餓死人警報。按薄一波的說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五個縣統計，就有兩千五百萬人『無飯吃』。」[6]
1960年2月17日，鄧小平視察河南省，支持吳芝圃「繼續大躍進」計畫。此時，河南信陽地區59年底就已出現餓死100萬人的災情。吳芝圃在河南推行的「大躍進」導致300萬人死亡。幾百萬冤魂中，有些是在「反瞞產」運動中被活活打死、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7]
2月19至25日，鄧小平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陪同下視察安徽省。鄧對安徽各項工作給予肯定與鼓勵。主政安徽的曾希聖，與柯慶施、李井泉以及吳芝圃，並稱大躍進四大「左狂」。
安徽省同樣是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59年，僅僅鳳陽縣就有四分之一人口死於飢餓。大躍進期間，人吃人事件約千起。1960年安徽死亡人數，曾希聖縮水瞞報的數字仍為117萬多人，當年鄧小平引以為豪的「淮海戰役」殲敵才55.5萬。「其實，大躍進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連安徽省委也說不出準確的數字。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內部還有三個不同的估計數：三百多萬，四百多萬，五百多萬。三百多萬是個下限。」[8]
1960年2月25日夜，鄧抵達濟南，花了三個鐘頭聽取省委一把手舒同的匯報後就離開了。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山東因飢餓導致65萬人死亡，其中同樣不乏人吃人的案件。
鄧小平對於河南、安徽、山東等地的大躍進給予肯定和鼓勵，對浮誇、造假、欺瞞絲毫沒有感到異樣。已經知曉大面積春荒、缺糧、浮腫病蔓延的鄧小平，對於全國普遍已經餓死幾萬、幾十萬乃至幾百萬人的慘狀，難道一點都沒聽到、一個都沒看到嗎？中共一貫吹噓的「形勢一片大好」，經他彙集整理後，為中共中央判斷髮動下一階段運動提供實際依據。
選擇性飢餓與死亡：壓農村、保城市
大饑荒中全國糧食短缺，各地區幾乎都無法維持最低生存。怎麼辦呢？壓農村，保城市。鄧小平的邏輯是：城市是工業重地，沒有糧食會直接導致工業癱瘓，此其一；其二，城市廣受各界關注，特別是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如果有人餓斃，國際影響很不好。
1959年底，中央召開救災電話會議，書記處書記彭真要求各地顧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貴州省調糧一億斤，那時貴州正餓殍遍野。彭真態度嚴肅、語氣很重：「省裡死人是一個省的問題，北京死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9]
鄧小平為從四川調糧救急，曾專程前往成都監督。鄧對毛的愛將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說，井泉啊，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只有四川做出犧牲了！有人將此解釋為：「人死在山溝裡總比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強。」
勒緊褲帶還債，罔顧百姓生死，餓死更多人
中共的大躍進，赫魯曉夫非常不理解、不贊同。為此，鄧小平指責赫魯曉夫是現代修正主義者，稱這是對中共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污衊和攻擊。
「如果我們聽他的，承認錯誤，那我們現在就要下台。」[9]鄧言之鑿鑿。
中蘇交惡後，中共把對蘇聯的欠債，定性為同修正主義及其追隨者的鬥爭，要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還債。在中共看來，這是政治經濟大事，是鬥爭。
毛澤東咽不下這口氣，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我們憑啥吃赫魯曉夫的磋來之食？中共領導層包括鄧小平都憋著一口氣，要煉「爭氣鋼」，要提前還債。
鄧小平在8月10日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號召大家為「大躍進」繼續奮鬥：「要下決心明年出口20億盧布來還債。要硬著頭皮頂著，從各方面擠，努力盡快把債還清。這是政治問題……都要勒緊腰帶還債。」[10]
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強調：「對蘇聯和東歐兄弟國家的貿易欠賬務必做到今年少欠、明年基本還清。這不僅僅是一個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到我國在國際上的聲譽，關係到我們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及其追隨者進行鬥爭的問題。」[11]
而此時的北京、上海、天津糧食庫存已面臨脫銷，農村早已餓殍遍地。
實際上，1960年7月蘇聯終止中蘇全面經濟技術合作協定、撤走蘇聯專家時，大饑荒已經發生一年半了。蘇聯並沒有逼債，還向中國提供糧食、食糖援助。中共把「爭氣」、鬥爭、國際聲譽、面子看得比人命還重。中共的提前還債，蒐刮盡了農民僅剩的救命糧，餓死了更多的人。中共還債最多的時候，正是中國老百姓餓死最多的時候。
評語：助紂為虐
林彪事件後，鄧小平寫給毛一封表忠信。在《我的自述》中，鄧表示，大躍進「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徵購的錯誤，每年徵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12]
大躍進直接導致大饑荒約3600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相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這在人類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慘劇。可是，就是這樣的人間慘劇，卻被鄧小平一句錯誤、責任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了。從鄧小平對待大躍進、大饑荒的態度上，不難看出他日後六四屠殺學生的蹤跡，這也是中共對待中國民眾的一貫態度。
大躍進是中共從上至下整個組織系統性的瘋狂，大饑荒則是中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如果說毛澤東是大躍進的始作俑者，那麼，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在大躍進中的所作所為，就是助紂為虐，絕不是中共官方所掩蓋的那麼悄無聲息。
中國曆史上素有明君、暴君、昏君、忠臣、奸臣之說，李世民和魏徵、秦始皇和趙高，歷史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個鮮活的事例，希望我們能從中找到所面對的問題的答案和線索，不再一錯再錯。
註釋：
[1]鐘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435頁
[3]同[2]
[4]同[1]
[5]鐘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6]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3年，105頁。轉引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一)》，大紀元新聞網
[7]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2007年8月，11頁
[8]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一)》，大紀元新聞網
[9]同[6]，485頁
[10][11]同[1]
[12]《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及附件（1.鄧小平同志的信；2.鄧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網絡）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