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16日訊】在中共的內部整肅中，「肅托」的殘酷性和血腥性並不亞於1930—1931年的「肅AB團」，只是規模較小，或極端隱蔽。今天的「百年紅禍」特別報導，我們來看看中共是怎樣整肅托派的。
所謂「肅托」，就是肅清「托派」。而「托派」，是蘇聯共產黨中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簡稱。斯大林曾在30年代進行過大規模的剪除異己的反托運動。
1931年5月，接受托洛茨基觀點的陳獨秀組織過「托派中央」，但1937年8月後，「托派」組織發生了分化，在抗戰時期，「托派」已無統一的組織，而在共產黨內，從上到下更沒有一個潛藏的「托派」組織。但在中共歷史上卻發生過3次「肅托」事件，其殺人之殘忍不亞於整肅「AB團」。
旅美原大陸歷史學教授劉因全：「托派本身是斯大林造的一個肅清政敵的一種方法，斯大林他用這種辦法肅清托洛茨基，不但托洛茨基，他把其他的一些和他一起戰鬥的戰友一塊肅清，本來就是一個莫須有的一個派系，到了中國就完全變成了一種爭權奪利的鬥爭了。」
1937年11月，中共早期領導人王明和康生從蘇聯回國後，就開始鼓吹「肅托論」。1938年1月，康生在《解放》週刊上拋出題為《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托洛茨基匪徒》的長文，指責托派是接受日寇津貼的漢奸、特務，把「托派」與「漢奸」等同。之後，康生在延安擔任中央情報部和中央社會部部長，直接掌管「肅托」大權，濫捕濫殺。
據《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披露，1937年後的延安「肅托」，被處置對像主要集中在三類人員身上，這些人員一旦被懷疑是托派，就會遭到秘密逮捕。
這些被捕人士在遭到拷打、坐老虎凳、用電話線通電等種種肉刑逼供、誘供、套供後，有的被秘密囚禁，有的被秘密處決。而被處決的方式則極為恐怖。
時任中共中央調查局副局長任弼時的政治秘書師哲，曾在其回憶錄中披露，1940至1941年間，在延安柳樹甸和平醫院，曾有3個所謂的托派人員活著的時候，就被當作醫學解剖用的材料而遭到處置。
與延安的秘密「肅托」不同，山東湖西的「肅托」則公開且近似瘋狂。
1939年8月，湖西邊區地委干校青訓班畢業分配的時候，一些學員不願服從組織統一分配，希望回家鄉工作。而這一要求被湖邊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指稱有「托派」煽動，于是在王須仁，以及湖西區軍政委員會主席王鳳嗚和蘇魯豫邊區黨委書記白子明的主持下，發起「肅托」運動。
他們用捆綁、吊打、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點香燒臉、用子彈刮肋骨、壓杠子、手搖電話機過電等七十二種酷刑，對所謂的托派人員進行逼供、誘供、串供、指供，在亂捕、亂殺中，僅1個多月時間，就先後逮捕審查了五六百名湖西黨政軍幹部，殺害了300多人。
殺人方式則有集體刺刀捅死、馬刀劈死、集體槍殺、活活打死、集體活埋、任憑狗咬和用木鎯頭將腦殼砸爛等。
在湖西「肅托」事件發生的前後，山東的泰山區、魯西區、魯南區等地也有220人被打成托派遭到殘酷殺害。
劉因全：「中共就是主張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它就把鬥爭這個哲學推到了極致，在這種情況下，當一個人站在所謂的政治正確的立場上，指責其他人政治不正確的時候，其他人就沒有反抗的能力了，這個人他站了制高點以後，他就可以為所欲為了，他就可以調動一下資源來打擊對手了。」
湖西「肅托」事件，中共後來把它定性為一起重大的歷史冤案，但當時被誣陷為托派的人，包括他們的家屬在後來的中共歷次運動中，卻仍以「托派分子」被中共整肅。
據《煉獄——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一書介紹，1952年，中共為了爭取蘇聯對朝鮮戰爭的支持，在斯大林生日的第二天，12月22號，將千餘名托派成員以及托派的同情者，作為送給斯大林的一份生日禮物，全部逮捕關進監獄。之後，這些人分別被判處3年至無期徒刑。有的人甚至在被關押2年後，還被送往內蒙古集寧勞改營強迫苦力勞動。這起事件被稱為「大肅托」事件。
政治評論家仲維光：「共產黨自己、毛澤東自己也不隱諱，他們究竟採取什麼策略，是把你抓起來、還是把你放到外面去勞改、還是給你出路、暫時給你平反，完全都是看對於他們政權的需要，所以，托派在共產黨來說，也只不過是一個整肅另一派別的藉口。」
中共黨校黨史部教授祝彥曾撰文說，「中國托派」實際上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權力鬥爭的產物。而「托派漢奸」則是陷害一個人最厲害而又「莫須有」的罪名。
採訪編輯/易如 後制/陳建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