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11日訊】1957年，中共黨魁毛澤東將55萬大陸知識份子打成右派。位於甘肅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夾邊溝，就是當時關押右派的一個勞改農場。在反右鬥爭中，夾邊溝的右派們與世隔絕，終日勞作，並且經歷了罕見的大飢荒，幾乎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被活活餓死——3年時間裏，餓死的右派數以千記。
夾邊溝位於甘肅省酒泉市30里外，地處茫茫荒漠與戈壁之間，以沙土為主，地下水60%含鹼，氣候是酷暑嚴寒，年降雨量極少，常常是八級大風，環境非常惡劣。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夾邊溝勞教農場約有3100名被打為右派的知識份子關押在這裡，他們從事搬沙填海、挖排鹼溝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此外還要忍受挨餓、辱罵和毒打，身體和精神遭受著雙重的煎熬。
對於打入另冊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夾邊溝一天，勞動，超強度的體力勞動，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們已經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師，不是大學生，不是幹部，他們只是被管教的勞教分子。
而管教人員大多出身行伍，他們對西北地區的農業生產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裡，幾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體能的農活，同時輔以生產競賽，讓那些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右派們每天勞動12小時甚至16小時，拚盡全力，以致於累得在地上爬。
1959年開始，中國境內發生大飢荒，糧食定量急劇減少，夾邊溝的右派們每天僅有半斤糧食，到最後為了活命，那些有知識有文化的體麵人甚至吃老鼠、吃蜥蜴，吃別人的嘔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三年後3000人只活下來300人。
據倖存右派的介紹，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一斤為16兩)，在天寒地凍的河西走廊，充當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再降為20斤，每天只有7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右派們開始挨餓。隨著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黃泉。
19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晒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裡被抬出去。
三位餓死的留美科學家
餓死的右派中有三位50年代留美歸國的科學家，傅作恭、董堅毅和瀋大文。這些愛國知識份子，他們為了報效祖國而毅然放棄了國外優越的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懷抱滿腔熱情回國後，卻被自己的同胞當成特務，被咒罵，被毒打，被虐待，這其中飽含了太多的辛酸與委屈。
傅作恭，山西榮河安昌村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水利工程學博士。1952年應時任水利部部長傅作義(傅作恭的二哥)的勸說回國從事中國的水利建設。傅作恭回國後到甘肅省從事水利工作。
1957年受「反右」衝擊，傅作恭被打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反動學術權威、極右份子，開除公職，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傅作恭由於身體弱，完不成勞動任務，有時連續幾天扣飯。挖排鹼溝時由於腿部長期泡於鹼水中導致大面積潰爛。
1960年冬天，傅作恭因飢餓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後才被人發現。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據說傅作義無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
董堅毅，上海人，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醫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設來到蘭州，在甘肅省人民醫院泌尿科工作。在1957年因給領導提意見被定為右派份子，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
1960年11月上旬董堅毅在飢餓中去世，時年35歲。其妻顧曉穎(也為留美生)來探視，待尋得其遺體時，發現裹屍用的毯子、羽絨被早已不見，董堅毅週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僅剩頭顱挂在骨架之上。
瀋大文，留美博士，甘肅農大的教授，研究植物分類。1958年被打為右派後送到夾邊溝農場，在農場期間，瀋大文不偷不搶，餓得不行就到草灘上捋草籽吃，因他有著豐富的植物學知識，吃過很多草籽都沒有中毒。
1960年春，瀋大文因飢餓失去行走能力，但他不願麻煩別人替他打飯，每天自己用繩子綁著兩隻布鞋跪著去伙房。據其室友俞兆遠回憶，有天夜裡約11點鐘時，瀋大文說想吃個糜子麵餅餅。他憑藉關係弄來了兩個，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時候，瀋大文靜靜地躺著不動，伸手一摸，身體已經冰涼……
右派吃樹葉、晰蜴、獸骨
在死神面前，右派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夾邊溝生存條件極為慘烈，右派們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驚詫莫名。
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裡，儘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一下頓的糊糊湯。
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著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只能煮干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一天的放牧結束後，農場的羊群中偶爾會有一兩隻羊的腸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內臟被飢餓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遠，原是蘭州市西固區工商局的一位科長。在吃遍樹葉野菜草根草籽之後，他開始吃荒漠上的獸骨，楊顯惠的《賊骨頭》詳細記述了當時的場景：
「……骨頭經風吹吹雨淋變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說那東西沒法吃也沒營養，但他說，沒啥營養是對的，可它總歸沒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這就行!他研究怎麼吃骨頭，總也想不出好辦法，便放在火上烤著看看。誰知這一烤竟然出現了奇蹟：白生生的骨頭棒子被烤黃了，表面爆起了一層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來，拿舌頭舔一舔刮下的粉末，無異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幾根骨頭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單上集中起來，居然湊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麵一樣把它放進嘴裡嚼，咽進肚子。後來，他們全窯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灘上蒐集獸骨……」
「賊骨頭」的生存之道
就是這位俞兆遠，被非人的環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樣學會了偷東西。
在夾邊溝農場，對於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盜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舉，其中群體性的偷盜就是播種時偷吃種子。「吃麥種不能在幹活時吃，管教幹部看見了會罵的，還要扣一頓飯。只能是休息時候，幹部們到一邊休息去了，機耕班的人們就圍著麻袋躺著，一人抓一把麥種塞進嘴裡。他們使勁兒攪動舌頭，使得嘴裡生出唾液來，把種子上的六六粉洗下來;再像鯨魚吃魚蝦一樣，把唾液從牙縫裡擠出去，然後嚼碎麥粒嚥下去……他們的嘴都被農藥殺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遠後來「見吃的就偷，不管不顧地偷」，他成了難友中偷術最高的右派，成了一個「賊骨頭」!倉庫裡的糧食、食堂裡的窩頭、豬圈裡的豬食、野地裡的花生秧、管教幹部扔在房頂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標。直到1961年他回到蘭州，回到自己家裡了，他還要偷家裡的玉米面生吃，氣得老婆要和他離婚。
偷盜和吃生食，這就是夾邊溝農場三年勞教教給他的生存之道。
吃嘔吐物和排泄物
1960年4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裝完貨的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他們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個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裡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裡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嚥。」
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之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看著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
還有一名右派，趁麥收時吃了過量的生麥子，又盡飽喝了些開水，到了夜裡，胃腸裡的麥子發酵膨脹，劇烈的疼痛使他在鋪上翻滾不已，喊叫了一夜，終於在痛苦的掙扎中死去。
第二天，農場管教幹部在他的屍體邊上召開現場批判大會，罵道：「這種人硬是不服改造，同黨頑固對抗，直到自取滅亡。你們都好好把這人看看，你們自己願意走這條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現場，她不能也不敢放聲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死亡高峰到來 活人吃死人
1960年9月，甘肅省勞改局計劃在高台縣明水荒灘上建成一個河西走廊最大的農場，面積50萬畝。這是當時極左的政治環境下又一個「政治工程」。因為倉促上馬，其他農場沒有按計劃調人，只有一向「表現積極」、「寧左勿右」的夾邊溝農場調過去了1,500多人。
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類一樣，穴居在山洪衝出的兩道山水溝裡的地窩子和窯洞裡。
到了明水之後，右派們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麼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
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1960年11月中旬，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梁步雲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請地委給調點糧吧。地委書記訓斥梁步云：死幾個犯人怕什麼?干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鬆了嗎?
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裡，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
因為夾邊溝的死難者掩埋得過於草率，屍骨暴露於荒野，纍纍白骨綿延兩里多路，後來當地的農民多有怨聲，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勞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來到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真正進入了生命的絕境，也就是在這時候，夾邊溝事件中最為驚世駭俗的一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
「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于是，他們的胸腔經常被劃開，內臟被取出。
也就是在這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中央，1960年12月31日傍晚，來到夾邊溝的省委工作組作出決定：明天開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年10月，臭名昭彰的夾邊溝農場被撤銷。
就在右派被遣返後，農場的一名醫生被留了下來，他留在夾邊溝工作了六個月，任務是給1,500名死者「編寫」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編寫」完成。1,500多名右派幾乎全是飢餓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見「飢餓」二字。
言論自由的壓制從反右開始
在反右運動60週年之際，一部記錄中國右派悲慘遭遇的影片《夾邊溝祭事》，2017年2月25號在香港首次公開放映。導演廣州中山大學退休教授艾曉明強調，這不僅是一個歷史故事，也是一個當下的故事。
這部記錄片講述1957年，50多萬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很多人死於非命。《夾邊溝祭事》在香港首映，引起熱烈反響。
影片聚焦於中國甘肅省酒泉夾邊溝勞教者遇害慘案，並追蹤遇難者的後事處理。在中國1957年反右運動後，有三千多人被送到甘肅酒泉夾邊溝農場勞教，他們當時被劃為右派、反革命和反黨分子等。
不過，就像文革一樣，反右也成為敏感歷史，艾曉明多次在夾邊溝拍攝過程中遭遇當地阻攔和跟蹤，並受到公安和校方的約談。
北京維權人士胡佳，他指出對民族精英全面打擊的反右運動，卻被定義為反右擴大化，還用封堵的方式截斷這段真相的留存，說到底，中共是不會承認它的錯誤。
北京維權人士胡佳：「艾曉明老師拍攝這個影片，用這個東西(記錄片)來比照今日，讓大家覺醒，我們什麼都沒有變，國家的體制，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對社會精英的敵視，對社會思想精英的敵視，這一切的一切都還是在進行著，它是黨性的核心部分之一。」
胡佳：「我爸爸是清華大學的學生，被打成右派，我媽媽是南開大學的學生，也被打成右派，他們一直到66年的時候才結婚，我們這個家庭的命運，就是他們兩個是右派，然後50年之後，2007年，我又變成『右派』了。」
胡佳表示，中共對於言論自由的壓制，就是從反右那裡開始奠定基礎，直到現在，中共是不允許有獨立的思考，不允許有自由的言論的。胡佳認為，60年來，反右一直持續著。
(記者羅婷婷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