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場消滅文明的政治運動，最先受到衝擊的是中國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因此被稱為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間對教育界知識份子的迫害是空前絕後的，從1966年到1969年中國上下大中院校相繼停課不招生搞運動，這是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聞。在運動中，僅北京大學就有63人被迫害自殺身亡，716人被打成右派。在清華大學500多幹部中就有70%多的人被打入「黑幫勞改隊」，有52人非正常死亡。
在1966年6月10日，文革剛剛開始，毛澤東會見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時，說了這麼一段話：「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就是說文革是從文化界和教育界開刀的。
知識份子被視為資產階級，一大批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專家、學者被打成反動權威，遭到批鬥、非人的虐待直至毆打。作家老舍和翻譯家傅雷被紅衛兵批鬥、毒打後自殺，是千千萬萬被害者中的典型案例。
從城市到鄉鎮，眾多教師被學生和紅衛兵抄家、毒打。
文革中教育界兩度遭遇暴力高峰
1966年夏天，第一次暴力高峰。這年夏天，大規模迫害同學和打老師的事件同時發生，並從北京蔓延到全國。第二次迫害高峰始於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更為組織化、系統化，持續時間也更長。
1966年月6、7月間，以寧夏大學為例，83%的老師遭到了大字報批判，42%的教師被劃為壞份子遭到批鬥，許多出身非紅五類家庭的學生，也成了工作組重點鬥爭的對像。
據1980年11月5日高檢特別檢察廳關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起訴書中的統汁，僅教育部所屬單位和17個省、市教育界受誣陷、迫害的幹部、教師就有142000餘人。衛生部直屬1所高等醫學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誣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
僅陝西一省，高校中被「立案審查」的教師就達3838人，佔1969年全省高校教師總數的53.6%。河南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師、幹部被立案審查的有46000餘人，約佔全省教職工總數的20%。「文革」期間河南省非正常死亡教授，則佔到了全省教授總數的12%。
中小學教師也橫遭迫害。天津市區中小學教職員被審查的有3756人，佔市區中小學教職員工總數的33.13%。市內6個區被審查的對像中有35%的人被關進「牛棚」，有23%的人被批鬥。四川省中小學幹部、教師被「立案審查」者達31193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有1822人，被開除的有4866人。
此外，南京大學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據不完全統計，全校共組織學習班9期，組織批鬥大會15次，批鬥29人，各系自行組織批鬥的對像85人，批鬥345人次。全校成立285個專案組，辦專案隊伍達1510人，全校被立案審查對像141人，定案41人。審查中不幸死亡者5人。
全國上下發生學生打老師事件
題為《文革多名教師被學生迫害致死》的博文記錄：1966年6月2日聶元梓在北京大學貼出被毛澤東譽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後，就開始煽動學生揭發老師。于是全國所有學校的學生都把造反矛頭指向老師，而且老師越優秀越，被學生抓住的把柄最多。全國凡是在校內有一定成就的老師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過批判甚至毆打。但是總的來說，對教師的暴力攻擊在北京最為嚴重。
1966年8月初開始的紅八月把學生迫害老師的殘暴行動推向高峰。8月19號，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就被活活打死了。8月20號八中的黨支部書記華錦，也被活活打死，屍體挂在暖氣上示眾。
北京女三中就有一名校長加四名教員被害死，還有一名教員被迫害成瘋子，七名家屬被害死，至少兩名校外人在校中被打死（該校紅衛兵在外面打死北京居民還未知）。
還有北京女十五中校長梁光琪被學生紅衛兵活活打死，北京匯文中學校長高萬春被逼從4樓跳下身亡。
有文章指出，僅僅在八月的兩個星期內，在北京西城區，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傷或致殘的人不可計數。
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把190多名教師和行政幹部從家中抓出來，給他們戴上「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挂上寫有「反動學術權威」等字樣的大牌子，押著他們在校園內遊街，然後強迫他們一齊跪在學校的「共青」操場上，召開「鬥爭大會」，一直進行到深夜。
8月4日會後，原為外語教師後因被劃成「右派份子」在圖書館工作的吳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殺；圖書館丁曉雲老先生自殺；物理系教授姚啟鈞在8月4日及之後連續遭到「鬥爭」，於1966年9月28日自殺。
在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18名教師被強迫在學校的操場上爬行了幾圈。他們中的女教師都被剃了「陰陽頭」。在上海復興中學，學生用錘子打一些老師的頭，一位教師的頭蓋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復。
1957-1958年河南省有7萬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教師4.1萬人，佔右派總人數58％。
清華園內冤獄遍地自殺和勞改而死者則無法統計
文革時期，清華園500多幹部，就有70%多的人被打入「黑幫勞改隊」。對普通師生，只要是對中共有過一點批評，抑或對工作組有過一點非議，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團」。一時清華園內冤獄遍地，「右派」叢生。
炎黃春秋題為《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文章記錄：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清華大學劃了571個，其中教職工222人，學生349人。
當年清華大學黨委常委15人中就劃了3個「右派」（加上前黨委副書記俞時模，共4人）。俞時模（曾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學校總務處長）劃右後發配去安徽，文革中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原清華黨委書記袁永熙在文革中也幾乎被打死，後得病癱瘓，於1999年去世。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西郊大學區，是暴力發展的關鍵日子之一。清華大學紅衛兵請清華附中紅衛兵出面，用大卡車裝了十二所中學的紅衛兵來到清華大學，他們一方面撕毀了清華校園裡出現的攻擊劉少奇等國家一級領導人的大字報，另一方面，在清華和北京大學的校園裡開始抄家和打人，把當時中學紅衛兵開創的暴力和殺戮之風全面帶進大學。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清華髮生的「百日大武鬥」，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傷，30多人終生殘疾。
1969年，清華在江西鯉魚州建立實驗基地，3000名職工被下放農場勞動，接受再教育，其中有千餘人感染血吸虫病。
綜觀清華大學一百餘年的歷史，文革歲月是清華大學最為艱難、困苦、曲折和悲慘的時期。清華大學在文革時期共計有58人「非正常死亡」，1100多人受傷（其中30多人終生殘疾），1228名教職員工被「立案審查」（約佔清華大學六千多教職員工總數的20%），178人被打成「專政對像」（絕大多數屬於冤假錯案）。至於其他清華500多個右派師生中，自殺和勞改而死者則無法統計。
北大教育淪文革迫害的重災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北京大學是重災區。北大曾被加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等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大批幹部和教師被打成「黑幫分子」、「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殘酷迫害。
經中共中央批准，文化教育界的一批領導人被停職，交給群眾揭發批判，例如：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同時，一些負責文教工作的省委領導人被省委和中央拋出來。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北京大學把589個學生和110名教職員劃成了「右派份子」，而當時全校學生數是8983人，教職員人數是1399人。北京大學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數字大，而且比例高過了百分之五。
這期間，被抄家的有400多戶，冤假錯案1000餘宗，包括著名學者饒毓泰、翦伯讚、俞大絪在內的60餘人非正常死亡。
6名「右派份子」被判處死刑
林昭，中文系學生，1954年入學，1968年被處死。
任大熊，數學力學系教師，1955年在北大畢業留校任助教，1970被處死。
顧文選，西語系學生，1956年入學，1970年被處死。
瀋元，歷史系學生，1955年入學，1970年被處死。
吳思慧，物理系研究生，1970年被處死。
張錫錕，化學系學生，1954年入學，1975年被處死。
題為《北大「文革」二三事》的文章描述，北大1957年6月以後開始停課。接下來就是揪斗陸平和各系主任、書記、「反動學術權威」等，開始了打人、戴高帽遊街、抄家。許多人被隔離審查，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殺的人多了起來。
6月18日，西語系一幫人在38樓樓前把系副主任嚴寶瑜、團總支書記趙雲閣（女）等人揪上台階，給他們扣上紙糊的大白高帽子，當眾羞辱、毆打，有人將廁所裡盛便紙的紙簍扣在他們的頭上，從頭上往下澆墨汁，還把嚴寶瑜從六七層高的台階上踢下去……嚴寶瑜畢業於清華大學英語系，精通英、德、法多種語言，當過雲南王龍雲的翻譯。平時氣質儒雅，衣冠楚楚，突然間竟遭此奇恥大辱。
北大「牛棚」
1968年初，北京大學建立了一所校園監獄，命名為「黑幫監改大院」，把二百多名教職員工關在裡面。全國各單位也都設立自己的牢房關押本單位的「牛鬼蛇神」，這類牢房很快得到 一個稱呼「牛棚」。北京大學在建立「勞改隊」和「牛棚」兩個文革的獨特景物上，起了惡劣的領先和示範的作用。
6月18日，關在「監改大院」裡的人被拉出來「鬥爭」。當他們排隊穿過校園的時候，甬道兩面站滿了學生，手持棍棒皮鞭，爭相痛打他們。然後，他們被拉到各系，施以種種酷刑。中文系的王力、朱德熙教授等都遭到這場殘酷的「夾鞭刑」。
在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北京大學有24個人因被「審查」而死亡。
年輕的英文教師鄭培蒂，被野蠻地打罵侮辱，關在北大自設的牢房中近一年。她之所以獲罪，是因為告訴了室友，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曾經跟她的表舅同居。她被指控為「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及「矛頭直指偉大領袖」。
同年8月19日，清理階級隊伍時，俄語系還有一位被稱之為「臺柱子」的龔維泰先生自殺了。龔先生四十多歲才結婚，結婚不到三年就死了，據說妻子已懷孕七八個月了。
68年「清理階級隊伍」，全校大部分教職工被強令集中食宿，失去行動自由。
1969年，幾千名教師被下放到血吸虫疫區江西鯉魚洲農場進行勞動改造，接受再教育。「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鼓吹「讀書無用論」，北大同全國一樣被迫停課，停止招生達4年之久，在人才培養方面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
文革結束後，老作家葉聖陶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十年人禍，相識的朋友致死的有一百左右。」
廣東作家秦牧說：「我是個交遊不廣的人，但後來計算了一下，我握過手的相識的人，橫死者竟達27名。從這一點推論，全國死亡者數量之巨，也就可以想見了。」「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文：唐清清/責任編輯：明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