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02日訊】2005年10月17日，上海，秋風蕭瑟。巴金，這位飽經滄桑、良知未泯的百歲老人，這位頭頂中共政協副主席光環的「人民作家」，將自己一生的「榮」與「哀」定格在那裡。
帶著未能完全兌現的「說真話」表白，攜著被打入冷宮的「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提議，他踽踽獨行。從華東醫院拔下吸管的那一刻起，他才擺脫了中共鎂光燈的聚焦，消失在遙遠的天際。
被中共賜予「文壇泰斗」
1904年11月25日，巴金出生在成都一個官宦人家。從小家境殷實，祖屋大門的照壁上，嵌著用篆體書寫的「長宜子孫」的家訓。
他原名李堯棠，字芾甘。這個名字取自《詩經》中的《召南‧甘棠》一詩「蔽芾甘棠」句，「甘棠」是棠梨樹，「蔽芾」是描述棠梨樹的枝葉細碎而繁茂。
這個充滿詩意並符合家訓意頭的名字，本來滿載著對富足和寧靜生活的期許，卻變成了他那波詭雲譎、複雜多變人生的註釋。
如果以自然生命而論，巴金是中共欽定的中國現代文學六大「文壇楷模」中最長壽的一位，也是中國文壇的第一位百歲泰斗。
若以文學生命衡量，在1949年中共竊國後，巴金與很多作家一樣，歷經毛澤東發動的思想改造運動的腥風血雨，後半生基本上變成了文學上的植物人。
也許，我們對他曾經有過的懦弱和盲目，應該給予足夠同情的理解。因為在中共的暴政下，無論是林昭那樣的聖女，還是馬寅初式的寧折不彎，都只是極為罕見的人格範例。
晚年的巴金，被中共恩賜了「人民作家」、「文壇泰斗」、「文學大師」「傑出的社會活動家」等若干榮譽，這讓他受「寵」若驚。
他的命運如此地充滿諷刺：雖躋身民主黨派行列，卻被寵為「中國共產黨最親密的朋友」，被冊封為中共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與所有國人同陷歷史陰霾中的他豈能預知：他的後半生呈現的會是一個拋物線軌跡。
中共治下的創作乏善可陳
如果說巴金是一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作家，那也只限於他在20世紀40年代前創作的《滅亡》、《激流三部曲》和《愛情三部曲》等作品。1949年之後，他的創作乏善可陳。
1952年初春，在戰火紛飛的「朝鮮戰場」，布滿各式各樣掩體和防空洞的大山坳裡，仍覆蓋著難以融化的厚厚積雪。此時，作為團長的巴金受命率中共文聯「朝鮮戰地訪問團」到達這裡。
儘管天氣寒冷，人也異常疲憊，但在進行實地採訪時，巴金不得不振作精神，宣講關於「知識分子改造」與「過好三大關」的心得，還滿腔熱情地寫出了一篇又一篇戰地散文。
如今，發生在六十七年前這場歷時三年的戰爭，對於中共、南韓、北韓以及美國等參戰國，究竟誰是贏家，已無從說起，而最受關注的或許是百萬個中國人（中共「志願軍」）的冤魂，以及被中共當局歪曲的歷史。
晚年的巴金曾坦言，「自己的著作之中有一半都是廢品垃圾」，甚至「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文學家或作家」。當然，在一個虎狼橫行、舉國撒謊的時代裡，他並沒有明確地指向被中共矇騙和利用而寫出的《平壤，英雄的城市》、《歡迎最可愛的人》、《軍長的心》等戰地散文，以及被改編成紅色經典電影《英雄兒女》的小說《團圓》。
在經歷了被殘酷迫害和不堪污辱的艱難歲月之後，他的熱情化作成懺悔：
「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文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
當時，批判胡風的人成千上萬，幾乎所有的知名知識分子無一例外都參與了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聲討。1976年10月，「文革」結束；1978年12月，巴金開始寫作表達「懺悔」的《隨想錄》。上述這段文字是他重讀自己當年批判胡風的文章所作的自我譴責。其自審後的內心痛楚令人扼腕。
效忠中共卻未免遭厄運
巴金對中共的效忠並沒有讓他免遭厄運，當老舍在「文革」的百般羞辱中選擇投湖自盡時，巴金也開始被「橫掃一切」。
1966年，巴金受到上海市文聯「造反派」批判，被關入上海文聯資料室「牛棚」，從此開始了靠邊、檢查、被批鬥和強迫勞動的生活。9月，上海作協「造反派」抄了他的家。1967年1月，挨斗更頻，被遷出資料室，與其他幾位知識分子一起關到樓下一處不滿五平方米的煤氣灶間。
1967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點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藝界先後編印多種巴金批判專輯。
之後三年多的日子裡，就是連天的批鬥與遊行，但巴金沒有選擇抗爭，而是委曲求全地活下來。他與老舍、傅雷等作家的直接反抗不同，在不停的遊鬥與大小牛棚的輪換之間，經歷了一場「煉獄」。
1967年7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造反派」開始批判吳強，點名由「反動文霸」巴金陪鬥。巴金當時是上海作協主席，說他與作協黨組書記吳強「一貫狼狽為奸」，現在批鬥吳強，他自然應當「陪鬥」。
在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押他上台的大漢狠狠地揪住他的頭髮往下按。誰知剛按下，他的頭就倔強地昂了起來；再按，再昂……如此反覆，巴金的脖子上仿佛裝了個強有力的彈簧，造反派無論如何也無法使他低下頭去。
「造反派」在暴怒之下，索性一手抵住他的脊背，一手抓住他的頭髮往後扳，難以忍受的痛苦使巴金的臉頰從此扭歪。
後來，他回憶說，每聽到《東方紅》這首歌時都會全身發抖。因為在「文革」期間，「造反派」把他們這些「牛鬼蛇神」押上台批鬥時都毫無例外播放這首歌。
1972年7月，妻子蕭珊因過度的精神摧殘罹患癌症住進醫院，他想請假探望妻子，卻被無情拒絕。當時監管知識分子勞改的人員對他說：「你又不是醫生，你去幹嘛？！」51歲的蕭珊半個月後含冤長辭人世。
巴金沒有見到妻子的最後一面。他後來在《懷念蕭珊》中寫道：見到妻子時，她已是一具躺在擔架上、被白布床單包得緊緊的看不到面容的遺體，「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彎下身子，把地上那個還有點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幾下，一面哭著喚她的名字。」
在蕭珊去世的三年之後，巴金才獲許將她的骨灰捧回。之後，他將妻子的骨灰放在自己的枕邊，每夜與之共眠，一直到2005年，他離開人世。
遭受如此巨大的情感打擊，巴金後來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但在這一建議被官方打入冷宮之後，也再沒聽聞他繼續抗爭的聲音。
晚年成為中共華麗的道具
從1983年起，巴金連續五次「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任職達22年之久，是1949年以來中國唯一一位超過百歲且在任上去世的領導人。
巴金1999年因感冒住進醫院就再也沒有出院。晚年的他病得很重，但沒有人能走進他。因為是中共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住在醫院裡，所有的探視理由都得經過批准。
2002年的中共兩會，98歲的他雖然遠在上海的病榻上，已經說不出話，認不清人，進不了食，但仍被北京人民大會堂裡的代表們「選」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之後的報導說，獲得連任的巴金，對前來祝賀的中共高官還能以微微點頭表示謝意。
在他頭腦還清醒之時，他曾多次請求「安樂死」，但均被拒絕，因為「黨」不答應。他不得不作為文壇的名義領班──中共作家協會主席和中共政協副主席而活著，許多歌功頌德的大戲還需要他「榮譽」出場。
這位臨終前久臥病床的高齡老人，曾在飽受病痛折磨時，也多次向中共官方提出不願再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等官職，也是因為「黨的需要」，其請求同樣多次被拒。
在百歲壽慶時，中共官方極為鋪張地為他舉辦「生日盛宴」。一直躺在醫院的病榻上的他除了表示「長壽是一種痛苦」，也多次流露他不喜歡人們向他祝壽。
儘管如此，但他病得越來越重、年歲越來越大的慶壽，都成為一大「國事」，被營造為官方「化裝舞會」上的話語狂歡。因為，他是中共鎂光燈下華麗的道具。
在2005年他去世前的十年間，圍繞著這位「文學泰斗」的新聞焦點，不是關於他的作品，也不是議論他因主張講「真話」惹出什麼風波，而是關於他每年一次的壽慶及其病情通報，以及他本人重複了無數次的謝辭。
巴金去世後，當時悼念他的新華社通稿全文1121字，只有222字寫巴金喪葬事宜。其中絕口沒提「文革」中巴金遭遇的迫害，更未言及他「說真話」、「懺悔」和提議建「文革博物館」，卻把889字鋪張於中共當局肉麻的「關懷」，僅羅列中共高官的名字就占了583字。
中共的統戰遊戲玩得既得心應手又殘酷至極，多少文人淪為其工具。當它需要誰時，誰就成為它鎂光燈聚焦下的華麗道具；否則，就是一堆碎石爛瓦，棄之如敝屣。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