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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天亮:2017年寄語中國(二)文化篇

紐約時間: 2017-01-08 08:54 PM 
在一個多月前,習近平有一個針對中國文聯和作協的講話,其中提到「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歷史悲劇。」這句話本身倒沒什麼問題,而且很象《九評之六》開篇的第一句話「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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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續的講話中,習近平卻一方面提及「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時又提出「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卻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長期以來,從共產黨的宣傳到一些黨外人士的反思,都把中國傳統社會描述為皇權專制的社會。共產黨如此宣傳是為了借否定過去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來抬高它自己;而一些黨外人士的結論,卻讓民眾誤以為中共的專制與中國的傳統社會一脈相承,因此否定專制必須從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做起(這些人常常忽略了一點,基督教政教合一在西方曾超過一千年,其專製程度並不比中國傳統社會更弱)。

儘管中共和黨外人士的政治目的不同,但在否定傳統文化上卻達成了一致。我認為,中共是有意為之,而一些黨外人士則誤入歧途。

由於中共把黨文化和傳統文化,現代極權主義和古代的皇權社會,對儒家和法家的歪曲解釋,中國傳統社會是「外儒內法」的錯誤觀點等放在一起攪成一鍋漿糊,包括中共內部一些人甚至想通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將中共意識形態本土化,很多人也就被各種似是而非卻貌似高深的「理論」繞得暈頭轉向。

本文希望能就一些基本概念加以澄清。這些問題對於已經認清並退出中共的人都不是問題,對於那些對中共報有幻想、甚至想利用權力改良中共的人則是個嚴重問題。

討論這些涉及哲學的問題,難以避免學術化的語言。如果讀者希望避免冗長的論證過程,我可以先在這裡給出結論——中共的意識形態是反傳統文化的,而且絕無與傳統文化並存的可能。

以下從共產黨與法家學說的比較;法家學說是否屬於傳統文化;中共意識形態為何無法本土化;傳統文化的重建為何會解體中共等方面加以展開論述。其內容純屬個人觀點。

毛澤東有一句著名的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實際上暗含著一層意識形態的含義,就是把西方來的馬克思主義和本土的法家思想結合起來,以其讓共產邪惡主義在中國立足。在文革後期,中共在輿論上也是批判儒家而宣揚法家。

在對待先民文化的態度上,中共和法家確有相似之處。法家主張焚書,把過去的書全都燒掉。韓非子說「明主治國,無書簡之義,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焚書並不是秦朝建立後才開始的。商鞅在公元前350年第二次變法的時候,就明確的主張焚燒《詩經》、《尚書》和諸子百家之言。

毛澤東則說:「知識越多越反動」、「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文革時候的「破四舊」是顯性的對先民文化的破壞,現在對傳統文化的歪曲則是隱形的破壞。

一、共產黨執政方式和法家理論的不同


中共維護權力的方式跟法家有相似之處,但也有很大不同。而且法家過去都是在個別的人、很小的範圍之內使用,而共產黨比法家的影響更加廣泛、更加深遠、更加極端。以下茲簡單比較之:

1、對法律的態度不同


法家雖然制定的是惡法,但對待法律本身還是嚴肅的。《商君書》中說,「所謂一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所以商鞅可以去處罰反對變法的太子的老師。

中共的法律則是權力的玩偶,薄谷開来親手殺人,但判處死緩;一個小攤販正當防衛誤殺城管則要判處死刑。文革時期,砸爛公檢法,現在對高智晟等維權律師的迫害皆屬此類。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姜瑜還有一句著名語錄,對著全世界的媒體說「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

2、個人崇拜


法家沒有對掌權者的個人崇拜。商鞅、李斯和韓非子都不會讓百姓唱「語錄歌」,跳「忠字舞」,不會把領袖當神去崇拜;不會「早請示、晚匯報」;高喊「四個偉大」、「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但共產黨國家,從斯大林、毛澤東到金氏三代皆是如此。

直到現在,個人崇拜雖不如毛時代那麼明顯,但將黨繼續吹噓為「偉大光榮正確」、「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等,也是類似的崇拜行為,只是對象從一個人變成了一個組織。

3、宣傳、文化系統與偽宗教機構


法家沒有自己的宣傳系統,而中共建立起中宣部,各級大小黨組織都有宣傳機構,名為宣傳,實為洗腦。

法家沒有自己的文化部,沒有自己的文聯、作協、廣電總局、電影製片廠。文化洗腦是中共更不易察覺的洗腦方式。

中共在每一大宗教中建立自己的偽宗教機構,確保在信徒的心中,黨比他們心中的神更值得崇拜。

4、教育系統


法家是反教育的,因此主張焚書。毛時代也一度反教育。但現代社會的發展已經離不開民眾的受教育程度了。因此中共的教育機構也承擔了一部分洗腦功能,即通過歷史、語文和政治教育來為中共的執政合法性辯護,也灌輸一套黨文化的話語系統。

同時在理工科教育上,中共偏重於技術的傳授,而壓制獨立思考的能力。將人變成工具而非有社會責任的公民。

二、法家理論是否屬於傳統文化?


法家作為一種學說,是否屬於傳統文化?中國傳統社會,是否是儒家為表象、法家為實質?這也是中共在文革後期「評法批儒」運動中所有意曲解的,乃至把中國歷史描述為「儒法鬥爭史」。

事實上,法家的理論僅僅在秦代短暫地實踐了十五年(而且這種實踐並不徹底),之後的中國又開始重新探索國家意識形態。在漢武帝即位以前,中國的狀態是「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見《漢書》),也就是說大漢開國六十多年,國家的內部很安定,政府也很富裕,但是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外交上軟弱,四面的少數民族還沒有賓服,同時在制度上也有很多缺陷。

於是漢武帝下詔,徵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而董仲舒則在此時三次回答漢武帝的策問,總稱「天人三策」。「天人三策」基本上奠定了後來兩千多年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其中除了人盡皆知的「獨尊儒術」主張外,董仲舒建議漢武帝「舉賢良、明教化」。

我們回溯這段歷史,是為了說明,中國為什麼並非「外儒內法」。其中「舉賢良」使得中國的官員不再僅僅來自於皇室、外戚和功臣三大集團,而是面向全國徵召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任職,將中國從貴族政府變成文官政府,這種先進的政體比西方早了1800年。法家主張以軍功賜爵,建立的是軍人政府,這是和儒家根本的不同(順便一提,法家跟兵家有諸多相似做法,但是把用來對付敵人的一套轉而對待同事或人民。而且中國傳統文化都知道兵者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為之,絕非常態)。換句話說,兩千多年來中國的選官制度基本採用了儒家,而非法家的主張。

第二就是「明教化」,也就是教育的普及。儒家是非常重視教育的,孔子自己就是中國的第一個私立學校校長兼老師。董仲舒力促漢武帝在中央和地方設立學校。他在「天人三策」中說:「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也就是在中央設立一國最高學府,即太學;在地方設立學校,即庠序,以「仁」來感染人民,以「義」來勉勵人民,以「禮」來約束人民。這種學校的建立歷代都在做,這與法家的愚民政策有極大不同。

第三就是對傳統的重視。儒家非常注重歷史記載,經學與史學並重。孔子本人也是歷史學家,儒家五經中,孔子唯一寫作的就是《春秋》,即魯國的編年史(其它儒家經典是孔子加以整理、編輯和注釋的)。歷代中國史書都是儒生書寫,儒家總是敬拜祖先,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道統,這和法家割斷先民歷史和文化不同。

在一個歷代注重教育、注重修史、以科舉或類似的方式(如察舉)選官的中國,我們無法認同它是「外儒內法」的。

是的,漢宣帝曾經說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但我認為其本意是因為人性中善惡同在,所以應該「德、刑並舉」。但用刑法並不等於是法家,美國也是法治社會,但不能說是法家社會。歷代皇帝的法律有寬有嚴,但都不具備法家的核心特徵——仇視人性、仇視人民、仇視祖先和先民文化,以及反智主義的傾向。

一種傳統是通過教育和生活實踐來傳承的。作為敵視教育的法家並不具備這樣的特點,也不是民眾日常生活實踐的一部分。也許有人會用到法家思想中那些陰謀的部分,但範圍極小,無法形成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

三、其它外來思想是如何傳入中國的


中華文化具有強大的包容性,這部分得益於中國的儒家思想。儒家倡導「君子和而不同」,即大家的想法可以不一樣,但可以和平相處。儒家思想在歷史上一直未遇到大的頓挫,從奠基人周公旦開始,儒家禮樂制度就一直為各朝代所接受(包括秦始皇封禪泰山,也是請儒家學者來指導)。即使在秦代,皇宮中至少仍有七十博士,他們掌典籍、聽朝議、備諮詢,地位甚高(所謂焚書坑儒,據《史記.儒林列傳》所坑之人多為術士。秦雖然可能坑殺了具體儒生但並未禁止儒家思想,直到秦二世,仍以儒生為諮詢官)。

由於儒家思想並非一種宗教,因此不象宗教那樣具有鮮明的排他性(可以想像,中國如果以道教立國,則佛教無法傳入和發展;反之亦然。而儒家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得以使道教和佛教各自蓬勃發展)。這使得中國避免出現象歐洲那樣政教合一的政體,也使得許多宗教得以傳入中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佛教。

就佛教而言,學者們區分兩個概念「在中國的佛教」和「中國佛教」。前者只表示某一種佛教宗派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存在,但仍然保留了原始的宗教形態;而「中國佛教」則是本土化了的佛教,也就是把來自印度的佛教按照中國文化加以改良(或改造)。前一類「在中國的佛教」影響力一直不大,或者一度繁榮後就很快就只局限在寺院內的小範圍承傳,譬如玄奘西行求法後創立的唯識宗大致屬於此類;而後一類則蓬勃興起,成為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典型的例子就是「禪宗」。

在唐代是,中東的各種宗教都傳入長安,包括基督教(當時稱為景教)、猶太教,到唐武宗滅佛後,許多宗教才在漢地消失。但到明代時,天主教再次傳入中國。當時傳教士利瑪竇對天主教加以改造,不僅他本人身穿漢服並援引「四書五經」來解釋天主教教義,而且也不禁止中國人祭天、祭祖和敬拜孔子。這使得天主教在中國得以傳播。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馬列主義作為一種外來的主義是否有可能加以改造,和中國過去的文化結合而成為中國新文化的一部分。這當是一些既認為原教旨的馬列主義根本行不通(否則就走北韓金三胖的道路了),又不甘心丟棄中共這面旗幟的人所日思夜想的事了。答案是「不可能」。

看不到這一點、不甘心丟棄中共旗號的人,要麼是出於一種利益的算計,要麼是個人感情使然。既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又堅持「黨的領導」,簡直就是把水和火混在一起。

過去外來宗教輸入中國時,依靠的是宗教本身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佛教在東漢初年傳入中國的時候,最開始並未引起中國人的重視。等到西晉滅亡後,北方被五胡十六國占據,儒家和道家不象漢人統治時那麼強勢,許多僧人也在此時來到北方。最初高僧佛圖澄還主要是以神通來讓人信服佛教,他曾讓後趙皇帝石勒的愛子石斌起死回生(其事見二十四史中《晉書》的記載)。佛圖澄的弟子道安是一位譯經師,他主要不是通過神通而是淵深的佛理去弘揚佛教,其後道安的弟子慧遠在廬山東林寺創立淨土宗,此時已是東晉末期。還有一些高僧則與當時的名士交遊清談,讓佛教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士人,譬如我們現在看到的《蘭亭序》就是王羲之和東晉高僧支道林等名士聚會後的傑作。

可見外來宗教的輸入常常是一個經歷幾百年的漫長過程。佛教在輸入中國時藉助了很多道家的詞彙,以至於到東漢末期,人們仍認為佛教是道家的一個分支;利瑪竇將天主教介紹到中國的時候,所用的「上帝」的名號,也來自於《尚書》和《詩經》。即外來思想經過一定的本土化之後,才能在中國生根和發展。

四、中共意識形態為何無法本土化


從中共和法家思想的相似性比較,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儒家和法家之間的對立。是的,其它宗教也與儒家不同,但這種不同是在提升人的道德方面所採取的方法不同,而就道德價值本身而言並無根本的對立。而儒家和法家的對立不僅是方法上的,也是道德上的。

當儒家思想非常強勢的時候,中共意識形態進入中國就失去了「法家」這一唯一可能切入的著力點(文革後期的「評法批儒」算是一次淺嘗輒止的努力)。這也是我們看到「五四運動」為何被中共視為馬列傳入中國的標誌性事件,因為它打出了一個鮮明的旗號——「打倒孔家店(即儒家道統)」。

事實上,不僅儒家思想和中共的價值體系對立,佛家和道家都是如此。因此中共的意識形態的輸入就只能依靠暴力,同時也必須徹底毀掉中國的傳統文化。由於傳統文化樹大根深,中共不得不發起一次次的政治運動。

我們應該意識到一個問題,文化實際上是對信仰層面的闡釋,其精髓正是由某種信仰確立的價值觀。所以我們會稱傳統的美國文化為「基督教文化」,將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稱為「大儒家文化圈」,而在中國內部也有「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分別。

中共本質上是一種信仰,其形式上帶有宗教特點,又因其價值觀的邪惡而成為一種邪教信仰體系。這方面在《九評之八》中有諸多論述,在此不再重複。

中共邪教的價值觀和中國傳統文化存在著根本對立,這一點讀者可以參考《九評之六》。

五、恢復真正的傳統文化對中共意味著什麼


文化本來就是一種軟力量(Soft Power),靠的是她自身的智慧和吸引力。從來沒有任何一種文化,是靠暴力強行輸入,又靠暴力來強制維繫的。人類歷史上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共建立的「黨文化」。

從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步驟和手段上來看,我們也可以意識到——既然中共所做的一切都為了維護其權力,它如此暴烈地毀壞傳統文化,恰恰是因為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會危及到中共的生存。

中共破壞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消滅宗教,這就是1949年奪取政權後以鎮反和消滅會道門為名的宗教滅絕和改造運動。至1956年,所有宗教都成立了「偽宗教協會」並納入「黨的領導」,中共才開始進行下一步,即針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和改造,也就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當知識分子也被打斷了脊梁骨之後,下一步中共要摧毀的就是器物層面,即「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

簡單回顧這段歷史,是為了說明中共破壞文化做得非常系統,從神(宗教)到人(知識分子)再到物(文物古蹟),這種精密的計劃只能說明中共不是一般的組織,一般的人也不會做得如此周密、條理分明。包括它為什麼在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都是有原因的,因為這一批砸廟的人是在中共的教育體系下長大的,對神佛和報應沒有其他人應有的恐懼感,對傳統文化也沒有任何感情,所以只有他們才能幹得出來那些瘋狂的迫害舉動(總體來看,這批人最後也是不幸的,被毛一聲令下全部發配農村,回城後錯過了結婚生育的最佳時機,隨後在改革開放中又因為沒有一技之長成為企業第一批裁員的對象)。

中共為了在中國立足,做了六十多年的努力,在毀滅傳統文化的同時建立自己的黨文化系統。恢復傳統文化的過程中,黨文化就會被清理。中共的罪惡只有在黨文化中才能得到一定的開脫。因此當人們以傳統的價值理念反思中共所作所為的時候,人們就會知道這個邪教不僅戕害了八千萬的生命,更是以毀滅傳統文化達到毀掉民族和國家的犯罪集團。這個政權也就會在千夫所指中解體。

實際上,中共作為極權主義政權也無法容納任何異己,它也就不會容忍中國傳統文化與之並存。

站在傳統文化或中共的角度來看,結果是一樣的——中共與傳統文化絕無並立的可能。

這裡不妨提出一個小建議:如果真要恢復傳統文化,邀請神韻藝術團去中國大陸演出可也。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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