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使大唐之風廣傳，培養更多的相關人才，日本朝廷亦仿效唐朝，建立了各級學校，廣泛傳授漢學。
設立學校 廣傳漢學
663年，天智天皇在京城首度設立教授漢學的學校。此外，天武時期除了京城有大學外，地方還有國學，另有私人辦的私塾等。大學招收人數為400人，學生主要來自官僚子弟和貢生等，他們要學習明經、紀傳、明法、音、書、算諸學，但以明經科為主。
地方上的國學則招收地方官吏子弟和少量平民子弟，大約在20到50人，主要學習紀傳，即史書的一種寫作體裁。而私塾除了貴族公卿辦的外，還有僧人辦的以講授佛、儒、文及唐詩為主的學校，招收平民子弟和一般僧人，其中以828年僧人空海創辦的綜藝種智院最為有名。
上述學校中的眾多教師主要是大批從唐朝歸來的留學生、學問僧和東渡日本且定居在那裡的唐朝學者，他們的投入極大地推動了中華璀璨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在此必須提及的兩個人，一個是吉備真備，一個是袁晉卿。
吉備真備是日本奈良時代的學者、政治家（公卿），曾兩次出任遣唐使，入大唐朝拜、交流。在大唐的近十九年中，真備研究了唐代的天文、曆法、音樂、法律、兵法、建築等知識，均有較深造詣。他帶回日本的《唐禮》130卷，使日本開始全面學習中國的禮制，日本的禮制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備；其帶回的《太衍曆經》、《太衍曆立成》促進了日本的曆法改革，使唐代曆法得以在日本推廣和使用。此外，吉備真備帶回的樂器和樂書對於唐樂在日本的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中國早已失傳的《樂書要錄》現仍在日本保存，成為研究唐代音樂的重要資料。另有傳說圍棋的棋盤、棋子最初都是真備從大唐帶到日本之後才傳播開的，因為真備在大唐留學時就已是圍棋高手，不過此說尚有爭議。
吉備真備回國後，曾在大學任大學助，他增設了音韻學新課，重視矯正中國的吳音（江浙一帶的語音，在六朝時傳入日本）而學用漢音（唐代長安一帶的語音）。更值得注意的是，吉備真備還利用漢字的偏旁和部首對創製日文字母「片假名」和「反切法」起過重要作用，許多著述都論證過此事。
袁晉卿，大唐人，唐玄宗開元時旅居日本。在日本時歷任音博士、大學頭、日向守、玄藩頭、安房守等職，為中華文化的傳播，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大唐之風隨著遣唐使的回國、隨著教授漢學的學校的建立，深刻地影響了日本社會。除了前文所述的政治、經濟制度、禮儀和佛法等外，大唐恢宏的文明對日本的影響還體現在文字、經學、史學、文學、藝術、自然科學、社會風俗等方面。現分述如下。
語言文字之影響
日本古代有語言而無文字，日本古老的書文都是用漢字漢語寫成的，只是個別場合用漢字表示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時會混雜有一點日本語法。
關於漢字傳入日本的時間，根據史誌文獻以及日本的考古發現，大約是在公元前1世紀。當時，漢字的小篆體和隸書體多以銘刻在銅鏡上的形式，經由遼東、朝鮮傳入日本的九州、福岡等地。這些文字被日本人視為莊嚴、神聖、吉祥的象徵符號。此後日本在仿製銅鏡時，也開始仿製漢字銘文。
據日本史書《古事記》、《日本書紀》等載，應神天皇十六年公元年（公元3世紀末），《論語》、《千字文》等漢文書籍傳入日本。加之有大批懂漢文的朝鮮人渡海到達日本，大大推動了漢字在日本的傳播。漢字傳入日本後，成為當時日本唯一的正式文字，不僅政府用以記錄史實，而且一般學者也用以著作寫書。不過，漢字在日本的讀法有訓讀及音讀兩種。前者即日本原來的語言，而後者則系外來傳入之音。
奈良時代，日本政府大力推廣唐音，唐音至今仍保存在日語中。平安時代初，學問僧空海編撰的《篆隸萬象名義》是日本古代的第一部漢語字典。與此同時，用漢字表示日語讀音的現象越來越多。如奈良時代的和歌集《萬葉集》雖然全部用漢字寫成，但漢字只作為讀音符號，後來被稱為「萬葉假名」。
8世紀中葉，日人始用漢字楷書的偏旁，造出片假名，又用漢字草書的偏旁造為平假名，以為注漢字音及標注日本語音之用。日本有學者認為吉備真備作片假名，空海作平假名，也有人認為是由他們兩人集其大成而已。
雖然自公元9世紀初葉以來，因日本所謂的「國風文化」的確立，絕大多數書籍都採用日本文字（假名）記述，但漢字至明治初年，一直為公家官方用來記事的正式文字。迄今，漢字仍未在日文中廢掉，日語中常用漢字仍有近2000個。
經史之影響
很早，日本統治者就將儒家思想視為治理國家的圭臬。聖德太子改革時，其頒布的《憲法》、「冠位」充滿了儒家之氣。奈良時代，大量漢文經典輸入日本，日本朝廷更加重視儒學的政治功能，並大力提倡尊孔讀經、學儒明理。大學開設明經科的目的就在於此。
明經，漢朝出現的選舉官員的科目，始於漢武帝時期。唐朝時，明經與進士二科成為唐朝科舉的基本科目。明經又分為五經、三經、二經、學究一經、三禮、三傳等，考試之法，先貼文，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禮記》、《春秋左傳》稱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稱中經，《周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稱小經。而上述典籍，都是日本修習漢學之人要學的東西。
768年，在曾去過大唐的大臣的建議下，日本天皇敕尊孔子號為文宣王，由此尊孔讀經之風更盛，孔子也成為日本的聖人，官私文書常常引用「子曰」。孔子思想深刻地影響了日本的「國法」、「家法」。
在史學方面，日本同樣受到中國的影響。眾多遣唐使、留學生從中國帶回了大量中國史書，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等，大學的紀傳科講授的課本就是這些史書。在中國史書的影響下，日本人編撰了自己的史書《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等，採用的正是來自中國正史的編年體例。@#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