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1月24日訊】（新唐人記者李昱報導）近日適逢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的百年誕辰，各界媒體包括中共官方的輿論宣傳，都似乎比往年熱烈。胡耀邦究竟留下什麼遺產，讓人至今感懷？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最近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稱，胡耀邦與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分道揚鑣，是中共高層里為數極少的「非典型領導人」之一。但丁學良觀察分析胡耀邦的言行，認為他從來沒有試圖取消「黨的權力」，他其實是在試圖使執政黨的權力持續良性化。
丁學良解釋，「非典型」是社會學經驗分析「不屬於大多數、不屬於主流類型」的意思，也就是說，胡耀邦與他的大多數經歷類似、地位相當的同事們非常不一樣。
丁學良首先探討了胡耀邦與「權力學」的關係。
對毛澤東而言，「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這是1967年8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中的《青海省革命委員會致敬電》所引用的毛語錄。丁學良表示，毛澤東做了黨的最高領袖後，就是每日每時以「權力學」訓導其下屬，直至他政治鬥爭的終結階段。
胡耀邦那一代的中共領導人，「權力」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丁學良說，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後，他們有了百分之百的痛切體會——有權就有了一切，無權就喪失了一切。他們吸取的諸多教訓裡面最核心的是：「人民的權力」絕對不能落實，不能讓老百姓有權造反，人民一有權中國必亂套。
丁學良認為，胡耀邦就是從自文革後期開始，漸漸地成了領導層中的一個「非典型」者，與他的大多數同事們慢慢分道揚鑣。胡耀邦並不認可「文革動亂十年，根子是人民有權造反」這種似是而非論。
從《胡耀邦思想年譜》上可以窺探到胡耀邦對「權力學」的解構思路：國家的利益離開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沒有意義的。
丁學良觀察，胡耀邦自文革結束到他被迫辭職的十多年裡，他均遵循一個路子，那就是如何讓中國的黨政系統從「以權為本」轉型至「以民為本」。胡耀邦絕對沒有試圖取消「黨的權力」。
丁學良認為，胡耀邦致力於改變「人民的權力虛幻化」的長期趨勢，阻止把黨組織的權力落實成「本人的權力」。丁學良更為直接地剖析道：胡耀邦其實是在試圖使執政黨的權力持續良性化，以「如何對待人民」來衡量執政黨是好還是壞。
胡耀邦下台後至今，在民間的威信未減。丁學良認為，之所以會這樣，這是因為中共建政後，老百姓從未被善待，只要某一位權力者對他們好一點，就一直不會忘懷。
丁學良不否認，胡耀邦是一個心直口快、缺乏心機、不善謀略、待友待敵幾乎一視同仁的中共領導人；胡耀邦批評「黨的權力」的話語，諸如：『有權就有一切』，一些人拿了權到處做壞事等，丁學良也不乏枚舉；對胡耀邦「推動對幹部特殊化的約束規定、為歷屆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平反、經濟發展規劃把「富民」置於「富國」之前、新聞工作中「人民性高於黨性」等做法，丁學良也加以肯定。
不過，丁學良提醒，在紀念胡耀邦的同時，我們也要了解胡耀邦的這些「非典型」的言行。如果不了解，可就太看低了他。
觀察人士認為，正因為如此，胡耀邦成為了中共黨內和民間都有很高聲望的「國寶」級領導人。而在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國妖」、「叛徒」被一一拋出，中共高官貪腐程度的登峰造極讓中國人，乃至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之際，胡耀邦再次被高調紀念，正好可以幫助中國共產黨平衡些許民心。
《九評共產黨》一書中一針見血的指出：改革也罷，開放也罷，中共的目的只是為了死死維持其集團利益和獨裁政權。歷史上，每次中共遇到危機時，都會表現出一些改善的跡象，誘發人們對中共的幻想。無一例外的是，這些泡影一次一次都破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