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義:中國有沒有「維穩學」?

2013年,臨武城管打死瓜農,輿論大嘩,之後警察搶奪屍體,更是帶來網民憤怒。有網友人肉臨武縣縣長,發現其學歷為「維穩學碩士」。於是引起人們的好奇和疑問,在中國,不管那一所大學,包括黨校,有「維穩」這一學科嗎?沒有這一學科,何來「維穩學」碩士?質疑一出,百度立即修改了該縣長學歷,由「維穩學碩士」,變成「碩士」,也不知是什麼碩士。

但是且慢,維穩學雖不登學府大雅之堂,但研究如何維穩卻是中國很多文人在做的文章。早些年,報紙上鼓噪的「大維穩機制」,不就是維穩學的一個成果嗎?從實踐上看,黨委的「綜治辦」,就是一個維穩機構,如何維穩,不但在理論上需要研究,實踐上也存在一個如何去維,如何才有效果的問題。實際上,目前中國的大部分官員都在維穩。搞經濟工作的,搞行政工作的,搞司法工作的,無不在「政治」的大局統領之下,且需服務於政治,而在中國,政治就是維穩。

臨武警察搶屍,不一定是網友所想的那樣,毀屍滅跡,或包庇城管。而是政府要控制事態。突尼西亞一個小販的自婪足以引起一個政府的跨台,中國官員豈能不接受教訓?如果屍體在家屬手中,不但家屬,其它「好事」之人都可能從屍體上找到某種證據,一旦公之網上,所可能帶來的影響,誰都無法預料。這位縣長不能控制事態,豈是撤職所能抵過?控制了屍體,就控制了事態。至於是否對城管處理,處理到什麼程度,如何穩定家屬情緒等等,主動權操在政府手中,政府可根據社會輿論的反映,國內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權衡比較,對事件進行或輕或重,或這樣或那樣的處理。結果是,事件的處理很可能遠離事實與規則,只是官員從維穩角度考慮產生的結果。這就是中國政府為什麼喜歡搶屍體的原因。

如何維穩,有時候還很難把握。比如唐慧訴永洲勞教委案,先敗訴,後勝訴,充分反映政府在分析此一案件對穩定的影響上把握不定。唐慧案影響巨大,處理不當,不但有國內影響,還有國際影響。如果判勞教委敗訴,如何安撫戰鬥在維穩第一線的人員,誰以後還會賣命?但因上訪被勞教,明顯侵害人權,不但損害政府「以法治國」的形象,還讓其它國家如何看中國?而且唐慧不能得到公正處理,如何消解網上如潮的聲討。但如果政府認錯或道歉,也會帶來連鎖反應,那些成千上萬的被抓被打的上訪人,都向法院起訴,要求政府道歉和賠償怎麼辦?所以,永洲勞教委寧願用10萬元「私了」,換唐慧撤訴,不單是面子問題,還有複雜的多種因素考慮。二審法院的判決,更是一個進退兩難之下的無奈判決。

研究蘇聯「亡黨亡國」教訓的主流「專家」,很少有人從人民幸福的角度,研究蘇聯專制制度對人民的壓迫和侵害,而是研究蘇聯共產黨「維穩」措施有那些失誤,導致共產黨的倒台。比如公開化帶來的輿論失控,比如錯誤的選擇了戈爾巴喬夫這樣一個具有西方思想的人為總書記,比如黨不能絕對控制軍隊等等。這種研究不就是「維穩學」?中國現在已處於艱難維穩時期。如何截斷互聯網帶來的新思想與民眾行為之間的聯繫,防止「革命思想」轉變為「革命行動」;如何分離民眾的「抱團取曖」,不使其成為「對抗政府」的力量,如何用某種「理想」或「愛國」來談化和轉移現實矛盾,以減輕現實矛盾對政府的衝擊等等,正是目前「維穩」急待解決和研究的大問題。維穩對官員來說,正是大的學問哩。所以,黨校對官員進行培訓,號召領導們學習歷史,不就是要提高官員「維穩」的水平嗎?

中國是世界上統治文化最發達的國家。簡單地講,是維護統治權力方法最多的國家。幾千年的專制統治,產生大量的統治權術。一部中國專制體制下的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統治權術的完善史。或者說是「維穩學」的發展史。所以,中國雖無「維穩」學科,但所謂的「治國方略」。從根本上說,就是「維穩方略」。如果說那些抱有「治國平天下」的封建士大夫,研究的是如何讓百姓安居樂業來實現穩定,還是從百姓角度考慮的話,那未,那些設計「東廠西廠」特務組織的,建立什麼「保甲」制度的,搞什麼「菜刀實名制」的,則完全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對人民進行控制和鎮壓。當一個國家的穩定不是建立在老百姓「安居樂業」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控制,欺騙,暴力鎮壓的手段之上,且在研究如何控制,如何欺騙,如何尋找暴力鎮壓的理由時,這個王朝正在走向沒落。

民主國家沒有「維穩學」,「維穩學」是專制國家的專利。民主國家也要秩序,但那是防止暴力的「治安」,與維穩本質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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