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四日，山東省《齊魯晚報》A08版刊發了一篇通訊報導《擺脫「法輪功」後成致富帶頭人》，該文章稱膠州市膠北鎮一名叫「孫愛麗」的婦女放棄修煉法輪功後成了致富帶頭人。文章從布局謀篇和寫作技巧上來看，應該是出自一個新聞老手，但是文中寫到的人物所在地皆以「村莊」代之，這有違新聞報導常理，不禁讓人生疑。經過認真細緻的查證，結果證實：這是一篇徹頭徹尾的造假報導，下面僅從如下幾方面曝光其造假行徑：
一． 膠北法輪功學員證實：沒有「孫愛麗」其人。眾所周知，九九年七﹒二零前，許多法輪功學員會聚在一起學法煉功，因此法輪功學員的情況彼此大都了解，文章中說「孫愛麗」是九八年開始修煉的，而且還把自己家當作煉功點，有許多功友經常到她家學習，對於這樣的一個人物，同處一鎮的其他法輪功修煉者不會不了解，更不會連一點信息都不知曉，而此文章發表後，膠北鎮現有的法輪功修煉者均表示沒聽說過「孫愛麗」這樣一個人。
二． 村婦女主任身份穿幫。文中稱「孫愛麗」被村民選舉為村婦女主任，但經過認真的查證後得知：無論現在還是過去，膠北鎮46個村莊的村婦女主任中無一位名叫「孫愛麗」的（可提供46位村婦女主任名單），我們無從知道該文的撰寫者從哪兒找出的這位名叫「孫愛麗」的膠北鎮村婦女主任。
三．文中對丈夫與女兒的描述經不起推敲。或許是為了突出「孫愛麗」的農村身份，文章剛開始寫到「孫愛麗」有兩個女兒，但撰稿者在編造的過程中可能忘了這一細節，在後面的行文中讀者只能看到一個女兒的身影，那麼另一個女兒到哪兒去了呢？另外，文章還說丈夫因不滿「孫愛麗」的所為便一氣之下搬到了果園住，這也不合事實。當地的村民都明白，桃農們為了防止小偷在桃子成熟時偷桃，便在果園裏搭起簡易小屋供看桃時用，這種小屋根本就不適合長期居住，也從沒有村民在那裏面長期居住。
四．「孫愛麗」的所作所為不符合法輪功法理要求。文章中稱，「孫愛麗」「完全陷入對法輪功的癡迷後，對果園的生產不再有熱情，也不再關心兩個女兒的生活和學習……」而《轉法輪》第205頁上寫到：「我們在常人社會中修煉，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應該的，在各種環境中都得對別人好與人為善，何況你的親人。」真正的法輪功修煉者是嚴格按照法理去做的，在單位是好職工，在家中是好兒女、好父母，這個所謂的修煉者「孫愛麗」連基本的善都做不到，她能是個法輪功修煉者嗎？
五． 集體發功治病與法輪功要求相悖。文章中稱，「孫愛麗」有一名功友得病後，「孫愛麗」等到她家集體發功治病，孰不知《轉法輪》第255頁上寫到：「法輪大法的弟子絕對不能看病。給病人念一念此書，如病人能接受，可治病，但對業力大小不同的人效果也不同。」《轉法輪》第257頁上又寫到：「醫院還是能治病的，只不過它的治療手段是常人那個層次的，而那個病卻是超常的，有些病是相當大的。所以醫院講有病要早治嘛，大了他就治不了，藥量大了人也要中毒的。」從中可以看出，法輪功並不排斥病人到醫院就醫，只是嚴禁法輪功學員給別人治病。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這完全是一篇經過精心編造的、蓄意污衊大法、法輪功學員的假報導。那麼，《齊魯晚報》為甚麼要挖空心思的虛構出這樣一篇文章呢？
其實，四月初，有關人員就透漏：中共把每年的四月、九月定為所謂的「反×教」（中共是真正的邪教）集中宣傳月，要求相關媒體開設專欄、由專人採寫反×教的稿件，並要層層上報，《齊魯晚報》的這篇《擺脫「法輪功」後成致富帶頭人》的報導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爐的。
法輪功不是邪教。中共公安部二零零零年、二零一四年曾先後兩次公布了十四種邪教名單，裏面均沒有法輪功。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作出的《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也沒有把法輪功列為邪教。因為公安部、全國人大的人都知道法輪功講真善忍、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
《九評共產黨》中說：「謊言是暴力的潤滑劑」。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邪黨喉舌媒體都充當了吹鼓手的角色，運動開始前喉舌媒體先大肆鼓譟、製造氣氛，接著暴力跟進，製造恐怖氣氛，進而鉗制國民思想、綁架國民參與運動，從而更容易達到其目的。
在對法輪功的迫害上也是如此。中共江澤民在力排眾議決定迫害後，就指使以中央電視台為首的媒體炮製假新聞事件，栽贓、污衊法輪功（包括1400例等）、污衊法輪大法為×教，並因此而取締法輪功，從而在全國形成了迫害的氣氛，最後又通過編造「天安門自焚栽贓案」綁架民眾仇恨法輪功及修煉者，使其迫害得以繼續。
中共歷次運動中的害人行徑之所以能得逞並持續與邪黨喉舌的鼓譟欺騙是分不開的。特別是在民眾們大多認清了邪黨的強權治國手段後，其精緻化的欺騙宣傳為維護其統治可以說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齊魯晚報》本是中共山東省委機關《大眾日報》報社屬下的一份生活類期刊，大眾報業集團成立後，《齊魯晚報》開始獨立運作，日報發行，並被當局定為喉舌黨報，是該省市縣鄉村及企事業單位必須強行徵訂的報紙，其政治含量和發行規模與《大眾日報》齊驅並駕。
自中共江澤民開始迫害法輪功起，《齊魯晚報》便開始編造假新聞：如，山東新泰市泰山機械廠工人王安收本來是因精神病復發，將其父母用鐵锨打死。《齊魯晚報》卻誣蔑王安收因「練法輪功」殺害父母，並被收入誣蔑大法的1400例；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七日的《齊魯晚報》──「中國新聞」欄目中又發表了一篇造謠文章污衊法輪大法；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齊魯晚報》在A04「身邊」欄目，用整整半個版面的文字和照片，重炒十多年前的「天安門自焚」栽贓案，再次對法輪大法進行誣蔑抹黑和造謠攻擊；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四日《齊魯晚報》A08「身邊」版，以三分之二的版面，誣蔑做酷刑演示的青島法輪功學員；還胡說真相已大白於世的馬三家勞教所迫害事實和「活摘器官」都是謠言，並利用山東省科協原副主席周忠祥誹謗法輪大法。
在法輪功真相廣傳、退黨人數已逾兩億的今天，中共《齊魯晚報》 又推出這樣的文章，一方面透射出以省委書記姜異康為首的江氏集團的追隨者惡性不改，妄想延續迫害的企圖，另一方面暴露出中共喉舌甘當運動推手，想把謊言傳播到底、把欺騙進行到底的醜態惡行。
《齊魯晚報》這次報導的撰稿者連名字都不敢屬就暴露了造假者的心虛氣短。然而讀者們大多知曉，一篇文章要刊發，需經過層層把關，先是責任編輯審核，最後還得經過總編的審閱，尤其是牽扯到一些敏感話題，那是慎之又慎的。也就是說，該造假文章絕不是撰稿者一人的結果，是集體在造假。
記者被人們稱為「無冕之王」。這一聲譽的本身就要求記者在採訪活動時要置身事外、不偏不倚；不夾雜個人私利、一切為公的記錄事實真相。歷史上曾有齊國太史為記下「崔杼弒其君」一句真言而不畏殺戮的佳話，而今，只是為了完成上面宣傳任務或為了取悅某些人就甘願放棄人格和道德底線的做法不是太不值了嗎？然而，佛法是可以這樣讓人肆無忌憚地去攻擊、去污衊的嗎？歷史上，出於各種原因發動了滅佛運動的「三武一宗」都很快就招致惡報降身，結局悲慘，而現在的人卻不記教訓！為了警醒《齊魯晚報》及大陸眾多的媒體從業人員，不要因為參與迫害法輪佛法而承受巨大惡報，謹摘錄一些近年來發生在新聞領域的遭惡報事例：
中央電視台的播音員羅京因聲情並茂的播報誣蔑法輪功稿件患喉癌身亡；「天安門自焚偽案」的製片人陳虻患癌症身亡，曾親自監製「天安門自焚偽案」的殃視副台長李東生已被刑拘……目前殃視禍起連連，大多是參與污衊大法、法輪功學員得的惡報。
在膠州市，九九年時任市宣傳部部長的胡金梅，指揮當地媒體炮製誣陷法輪功的假新聞、命令劇團創作污衊攻擊大法的節目、阻止法輪功學員晉升職稱等，結果不久就患癌症身亡。十八大前後，該市廣電局前局長冷建雲鋃鐺入獄，表面看他是因為貪污受賄等罪行而被法律制裁，實際上是因他參與了迫害法輪功學員而遭到的惡報。
湖南慈利縣四任廣電局局長相繼遭惡報。自九九年「七．二零」以來，湖南張家界市慈利縣廣播電視局局長帶頭積極跟隨邪黨對法輪功的迫害，廣播、電視天天造謠誣蔑法輪功，該局還布置誣蔑展板，到處掛標語，把法輪功視為敵人，大肆宣傳。「七．二零」以後，四任局長相繼全部患癌症死亡，最年輕的一個局長離世時僅四十多歲，整個廣電局都感到恐慌。
《唐山廣播電視報》總編葛昌博充當文字打手，得惡報。「七．二零」過後，《唐山廣播電視報》上登載了多篇誣蔑法輪功的文章，毒害了大批不明真相的市民。結果總編葛昌博因貪污被判刑二十年。
湖北省浠水廣播電視局局長何國民「七．二零」以來，不遺餘力的在浠水電視台播放誣蔑大法的電視節目，後因拖欠退休職工的工資被告發，何國民因貪污、受賄被開除公職。
陶光耀，四十多歲，四川省安岳縣廣播電視局局長。長期在電視廣播上誹謗大法，強行拆衛星電視接收器，自招惡報。二零一一年五月，陶光耀開車到成都的途中出車禍死亡。
雲南省玉溪市廣播電視局原局長張耀力，曾多次利用其掌控的宣傳媒體，為邪黨歌功頌德，大肆宣傳迫害法輪功。結果遭惡報。二零一四年六月，張耀力被玉溪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沒收贓款三百七十九萬元。
……
人們常說：「禍從口出」。妖言惑眾之罪也得自己去償還。希望《齊魯晚報》等媒體從業人員守住自己的良心，管好自己的口筆，別為自己種下惡因而去承受惡果。
文章來源：明慧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