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孤行按】今天，轉發了一組有關日本的文章，有歷史的，有文化的，有道德誠信的，也有我們對日本的態度等，我希望中國人從中找到日本社會發展的脈略。日本的社會的發展，不是單一的文化影響，它是吸收多種文化營養的結果。不像我們中國，什麼事都走極端：要麼全面否定傳統文化，全盤西化；要麼抵制西方文化，極力維護所謂的中國特色。這種極端態度，是不可能把中國社會引向文明和諧，更不可能有什麼「復興」。
摘要：在日本，儒學的人文學說和道德規範，經過學校的教育和家庭的傳承，已經潛移默化地滲透到廣大民眾思想和心理之中，併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共識君按：在中國，五四以來的反傳統思潮，使「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流被甚廣。然而差不多同時期，源自中國的儒家學說卻在日本近代激烈的維新運動中得到保存甚至發揚。
那麼日本的現代化如何處理與儒家傳統的關係？儒家義理在日本的現代教育中佔有何等地位？且看本文。以下為摘選。
在日本現代化初期，儒學是大量漢學塾的主要教學內容，是青少年的人文素養的基本知識。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山室信一經過深入研究後指出：「在頒布學制的明治五年(1872)前後，日本各地設立的私塾中教授漢學的，在數量上遠遠比江戶時代多……從1881年到1907年山井清溪所持續的漢學塾、養正塾培養的儒者達三千名以上。」
「二松學舍」是日本近代著名漢學家三島中洲(1830—1919)於1877年(明治十年)10月在東京創辦的。
三島中洲十四歲入松山藩漢學家山田方谷(1805—1877)之門，二十三歲又從伊勢津藩儒齋藤拙堂(1797—1865)學習經學。1861年，三島中洲便在松山山麓下開設了家塾——虎口溪舍達十餘年之久，塾生常有六七十人。
1872年，他被任命為法官，歷任裁判長、判事等，後退官專心致力於教育、漢學。1878年，他應當時東京師範學校校長秋山恆太郎(1842—1911)之邀任教。1881年，出任東京大學教授，與著名學者島田重禮(1838—1898)、中村正直(1832—1891)三人共同主持漢文科的講座。
三島中洲深厚的儒學、漢學素養決定了「二松學舍」的教學特點和發展方向。「二松學舍」分高等科二年與普通科一年半兩種學制。
***高等科二年學制講授課程——
第一學年：《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左傳》、《史記》、《孫子》、《吳子》、《韓非子》、《唐詩選》、《唐八家文讀本》、題跋、序記、絕句、律詩。
第二學年：《禮記》、《書經》、《詩經》、《易經》、《老子》、《莊子》、《荀子》、《近思錄》、《傳習錄》、論說、古詩、中國文學史、中國時文。
***普通科一年半講授課程——
第一學期：《孝經》、《日本外史論文》、《十八史略》、《蒙求》、五言絕句、普通文。
第二學期：《小學》、《日本外史論文》、《十八史略》、《論語》、《孟子》、《史記列傳》、《唐詩選》、文章軌範、五七言絕句。
第三學期：《言志錄》、《元明清史略》、《古文真室後集》、《論語》、《孟子》、《史記列傳》、文章軌範、和文漢譯。
通過以上教學內容可以看出，「二松學舍」主要講授的是以儒學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注重知識掌握與能力培養的結合，加之創立者及管理者的深厚漢學素養和較高的社會地位，吸引了不少有志青年學子，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1879年就達到了五百名以上的學生。
現今的日本二松學舍大學前身即為二松學舍。
該學塾還培養了一些傑出人才，如後來成為著名文學家的夏目漱石(1867—1916)等。夏目漱石曾在作品《落第》中深情地回憶起自己在「二松學舍」學習的具體情況，認為「二松學舍」所給予的系統漢學知識使其終生受益。「日本近代企業之父」澀澤榮一也擔任過「二松學舍」的第三任舍長(理事長)。
以傳播儒學的漢學塾為什麼能在西方文化盛行的日本明治時代乃至整個近代生存呢？
第一，儒學是日本人倫理道德的重要精神來源。
當時以反對政府而著稱的民間學者山路愛山(1865—1917)指出：「泰西之新學，說權利、說經驗、教科學，而不如儒教、佛教說性命之原、天道。」甚至，有的現代日本學者認為：「福澤(諭吉)也在自己的宗教和道德的層面，與基督教相比，對佛教或儒教抱有持續的親近感。」
第二，政府機構發布文告需要儒學，工作人員錄用必考儒學。
自德川幕府以來，長期任用林羅山(1583—1657)這樣的儒學家做文秘之官，形成了官書文告傳統。即使在明治時代，不懂儒學，就無法閱讀、起草文書、律令。
例如，在當時的「官吏錄用考試中，要求對無標點本的《通鑒綱目》加以訓點等，這就要求具有儒學方面的知識」。所以，「二松學舍」的畢業生有不少人成為法律學校、兵校及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
在現代，日本各地仍有一些以傳播儒學來增加人們傳統人文知識的基地。以東京孔子廟——湯島聖堂為例，日本斯文會每年在此舉行若干場次的文化講座。
根據有關資料統計，1997年度舉辦講座30場，1998年度舉辦講座31場，1999年度舉辦講座54場；講座內容為《論語》、《孟子》、《周易》、《史記》、「唐詩」、《三國志》、《紅樓夢》等等，主講人多為日本各大學名譽教授、文學博士、學術名流。
例如，撰有《儒教概說》、《東洋哲學史》等12部著作的宇野精一(1910—2008)博士不顧八十多歲高齡，自1994—1998年連續五年講授《論語》，頗受歡迎，故他的講座被稱為「宇野《論語》」，聽眾大多是包括青年學生在內的普通市民。
因而可以說，東京孔子廟不僅僅是一座歷史古迹，而且也是一塊至今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的文化綠洲。
在今天的日本，《論語》等儒學經典中的不少篇章仍是日本中學生人文知識教材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不論是在聞名全球的東京神田書店街，還是在全國各大書店內，《論語》、《孟子》等儒學經典的日譯本是必備之書並有著較好的銷售量。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的著作成了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的《世界名著》(全套100本)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些，均是日本青少年傳統人文知識的重要來源。
綜上所述，儒學與日本現代化的關係，並非是「儒學阻礙了日本現代化的發展」或者「儒學促進了日本現代化的發展」這類結論所能簡單概括的，而是呈現出頗為複雜的景象：
儒學中的「愚孝」類的封建性思想，是日本啟蒙思想家嚴厲批判的對象；儒學中的「忠君」思想，經明治天皇政治集團改造後，變為了其御用的理論工具；
儒學中的學理性內容，成了日本近代思想家接受西方思想和建設日本新文化的文化基礎；儒學中的「見得思義」等觀念，經過日本企業家與西方近代經營思想的結合，化為了日本近代企業文化中的重要內容；
至於儒學的人文學說和道德規範，經過學校的教育和家庭的傳承，已經潛移默化地滲透到日本的廣大民眾思想和心理之中，併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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