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 埃及制度變遷中的「結構鎖定」

【新唐人2014年2月6日訊】埃及革命三週年大慶的參加者,很大一部分是當年慶祝穆巴拉克軍政府倒臺的革命青年。塞西元帥在未來的選舉中當選埃及總統似乎毫無疑義,軍政府當家已經隱然成形。埃及青年希望通過革命所有解決的問題,除了穆斯林兄弟會再次被槍炮逼回地下狀態之外,政權還是軍政府,失業問題比革命前更嚴重,經濟困境更甚於革命前。

用路徑依賴學説來解釋,就是埃及進入了制度鎖定狀態。

*埃及軍方離權力最近*

埃及軍政府輪迴轉世,其實是埃及政治勢力結構所決定。2011年1月31日,我在《埃及政治局勢的「場景想定」》一文中指出,穆巴拉克下臺後,埃及軍方手握最大的政治砝碼,離權力的距離最近;其次則是成立於1928年、存在80多年的穆斯林兄弟會,由於其社會基礎廣泛,選舉政治中具有優勢。

事實的演化確實如此。作為革命主體的埃及青年,革命中的臨時聚合併非有效的組織資源,選舉政治所需要的社會基礎與競選經費幾乎為零。在革命中嶄露頭角的青年領袖,包括2013年4月底發動「反抗」運動的巴德爾(Mahmoud Badr),非常年輕(22到30歲之間),他們的最大實力是能夠發動民眾,並導引民氣促進政治改變;最大弱點是,他們無法將街頭運動轉型成長久的組織。他們擁有的臨時性政治團體,欠缺明確的政治規劃,「只知道不要什麼,卻不知道要什麼」。這種團體過去在埃及2012年的大選中無法勝選,今後更不是軍方候選人塞西元帥的對手。在可預見到的未來,埃及革命青年沒有辦法由「扔石頭的人」變身為職業政治家。

這一切固然與青年人長於街頭運動、短於選舉政治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現象,其結果之一是「結構鎖定」,革命前埃及的政治勢力結構決定了軍方離權力最近,也最容易在適當的時候攫取政權。

*「人民選擇了塞西將軍」的淵源*

1月下旬,埃及最高軍事委員會表示,支援軍隊最高統帥塞西作為候選人參加總統選舉,理由是「必須遵循人民對塞西將軍的信任。這是人民自由的選擇」。為了讓這位未來的埃及總統更具奪目光彩,埃及臨時總統曼蘇爾宣佈授予其「元帥」軍銜。

考諸埃及政治,「人民選擇了塞西將軍」這句話並非全是宣傳用語, 這一「人民選擇」形式上是去年埃及街頭運動的訴求,實質上是埃及軍方擁有的政治控制實力。
  
1952年納賽爾革命後,埃及軍方自命為「埃及人自由的守護者」,一直是主導埃及政壇的隱形力量。與它國軍隊不同,埃及軍隊除了每年能從美國得到10多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之外,本身更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和收入。埃及軍隊辦企業這一傳統起於20世紀70年代以埃戰爭結束之後。根據俄羅斯《獨立軍事評論》的資料,當時埃及軍隊數量是敵方以色列的5倍之多。 戰爭結束後,大量退役的年輕男子無處可去,軍隊決定自己解決退役軍人的生活問題,於是開始辦企業,從此將商業觸角伸至埃及的每個角落。這個軍方商業帝國有多龐大?據維基解密提供的數據:軍方在埃及建立了30多家工廠和公司,約佔國家經濟總量的15%到40%,為埃及提供了數十萬個就業崗位。沒有人能確知軍方資產數量,但卻確知一點:埃及人的衣食住行與軍方企業息息相關。

埃及軍隊干政的傳統形成於埃及國父納賽爾時期。納賽爾本人就是軍人,直接領導了數次中東戰爭。此後的薩達特、穆巴拉克等無一不是軍事強人,能有效控制軍方,讓軍方成為其執政的後臺力量。但在民眾意志過於強大或領導人處於弱勢之時,軍方就會顯示出獨立的意志,2011年以來就是如此。

2011年穆巴拉克下臺之後,軍方掌握了埃及的實際控制權。由於軍方對待示威者的克制態度,埃及的革命青年對軍隊非常信任,其時解放廣場上「軍民手拉手、心連心」的標語觸目皆是。只是由於美國的壓力,埃及軍方才極不情願地將最高權力移交給穆爾西。但實際上埃及軍方只是暫時蟄伏,當民眾的示威浪潮愈演愈烈並要求軍方接管政權之時,埃及軍方迅速抓住機會走上前臺,並抓捕穆爾西,結束了短命的民選政府。

*埃及形成制度鎖定的兩大結構性力量*

埃及軍方的整垮穆爾西除了審判時提到的政治理由之外,經濟上的理由是穆爾西在其執政的短短一年內未能解決失業,經濟持續惡化。據公開數據: 2011年革命前失業率為9%,2013年高達31%。在350萬失業人口中,有72%在革命前有工作,有33%的人有大學文憑。

未來的塞西政府,能夠為埃及人民同時帶來麵包、自由與社會正義嗎?考察埃及的人口與資源,答案是很不樂觀。
  
穆巴拉克1981年10月上臺,2011年2月下臺。在其執政的近30年期間,埃及人口由1981年的3,500萬左右上升至2011年的9,100-9,300萬人,其中一半處於24歲以下,約每6個月就增加100萬人。

埃及的資源無法支撐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長。埃及國土面積約100萬平方公里,但絕大部分均為酷熱少雨的熱帶沙漠,90%的人口居住在寬約16公里的尼羅河谷及開羅以下的三角洲綠洲帶(約為埃及國土總面積的1/30)。全國實際耕地5,000萬畝,每人平均耕地僅為0.55畝(相當於中國每人平均耕地1.37畝的2/5),自產糧食只能勉強養活一半人口,因此,埃及每年需進口小麥900萬噸。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進口國之一。

穆巴拉克任期內曾大力發展埃及經濟,因此埃及擁有較完整的工業和農業體系,但由於嚴峻的資源限制,服務業在經濟中佔很大比重,約為國內生產總值的50%,其中旅遊業收入佔GDP的13%,吸納就業人數400萬,約佔勞動力總人口的14.6%。穆巴拉克下臺後,由於革命後暴力衝突持續不斷,外國遊客和投資者望而卻步,革命前的2010年,旅遊業年收入125億美元,外國遊客總數1,480萬人次,而2012年全年旅遊收入僅90億美元,外國遊客總數僅1,050萬人次。實際GDP增長率從2010年的5.1%下降為2011年的不到1%;革命前多達36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至2012年底縮水至135億美元,僅能維持3個月的進口。同時,貿易逆差達創紀錄的317億美元。

自由不是免費的,除了革命中的流血之外,革命後經濟蕭條幾乎是必然現象,這是「革命」必須付出的代價,但埃及的革命青年們卻希望革命使一切都迅速變好,穆爾西政府因此百謗集身。

中國輿論認為,埃及的現狀標誌「華盛頓共識」的破產,這完全是一種無稽之談。突尼西亞與埃及兩國的革命與革命後的重建經歷,很好地證明了「路徑依賴」理論:一種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會在一定時期內持續存在並影響其後的制度選擇,就好像進入一種特定的「路徑」,制度變遷只能按照原有路徑走下去。

我希望北京正確認識埃及經驗,是出於以下考慮:埃及軍方擁有的政治控制力、資源與人口面臨的「馬爾薩斯陷阱」,最後交織成「結構鎖定」力量,使埃及在經歷了三年的革命與動亂之後,又回到原處。中國的資源與人口同樣面臨「馬爾薩斯陷阱」,如果今後當局者為了鞏固權力之需,將軍方培養成埃及軍方這種持有武裝的經濟怪獸,中國將會成為埃及的難兄難弟。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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