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權力的致富效應究竟有多大?

【新唐人2013年12月16日訊】「清城區有8個街鎮,就算我每個街鎮拿100萬,我們都可以有800萬,大家分了,都有400萬」。說這話的不是收保護費的黑社會老大,而是清遠市清城區環保局局長陳某某。12月9日,清遠一女子向該市清城區紀委提供了這段話的錄音,實名舉報陳某某違紀。14日各大媒體都報導了這一消息。

在這段錄音中,講話者明確提到自己叫陳某某。他用粵語向其他人講授了如何利用手中職權來敲詐勒索轄區企業,稱要把一個企業搞好非常難,因此死死盯住一個企業很容易,「有的廠值一億幾千萬,我們無非要他一百幾十萬,或者要二百萬。如果他揭穿我,我要他整間廠都倒閉,你認為他會不會衡量,哪樣比較划算」。陳某某還稱「這事就算沒有我陳某某做,一樣會有陳三陳四會做」,並聲稱「其實我什麼都不用做,只要找一兩間廠,到了那裏打麻將,就可以盯死那些廠長,他們就會乖乖送錢給我了」。

無獨有偶,就在同一天各大媒體還報導了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長馮偉林受賄一案。在馮偉林主政湖南高速的數年時間裏,湖南高速公路大批項目上馬,投資數以千億計,一年之內開工高速十多條。哪個標段給誰幹,往往就是馮一個人說了算。自2001年以來,他利用職務之便,插手工程建設、設備採購、人事安排等諸多領域,單獨或者夥同親屬收受賄賂多達170多次,涉案金額高達4000余萬元。「馮偉林大權在握、炙手可熱之時,他的一個批示、一個招呼就可以產生一個千萬富翁。在這種情況下,換了誰來當局長,都很難避免在權力的誘惑下變異。」湖南省紀委預防腐敗室副主任陸群如是說。

據報導,馮偉林手中權力尋租變現的途徑主要有以下三條:一是通過打招呼對高速公路土建、綠化、用電工程等專案招投標施加影響,換取回報,二是直接插手辦公樓工程發包、設備採購等重大事項,換取回報,三是通過人事調動、任免,培植親信,接受被提拔者的回報。在檢方的指控中,這種「操作」比比皆是。

無論是清遠市清城區環保局局長陳某某的夫子自道,還是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長馮偉林的受賄事實,都讓我們再次見識了一回權力的致富效應究竟有多大。有人說,改革開放後權力已成為當今中國最有效的暴富手段,事實確實如此。

古往今來,利用權力致富乃至暴富的雖然不乏其人,歷代各國都有,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論是在實行計劃經濟的毛時代,還是在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國家,權力都不曾成為也不可能成為整個社會最有效的暴富手段。那麼,為何在當今中國它卻能夠具有和顯現如此神奇的財富魔力呢?簡單的講,這是因為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建立的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是一種十分典型的權力市場經濟,而權力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對市場的強有力控制。正是政府的這種強勢地位使權力在中國的財富分配過程中充當了決定性的角色,從而使權力產生了巨大的財富效應。

據中國經濟學家胡和立和萬安培計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全國人民一年生產出來的物質財富中有三分之一都變成了尋租者和貪官的收入。」網上還流傳一種說法:「‘官方統計的1999-2001年10類腐敗經濟損失達到GDP總量比重的14.5%-14.9%,’每年達一萬多億元。這實質上意味著一年平均從全國每一個人身上剝削去1000元左右。而2009年——2010年的損失數額更是觸目驚心,僅外逃官員就有6萬人之多,攜帶資金突破2萬億人民幣。」

可見,在權力市場經濟之下,當權者憑藉其不受人民監督和制約的巨大權力,牢牢控制著市場,主導著資源的配置,把整個中國迅速變成了一個規模空前巨大的彌漫著銅臭的尋租場,使得權錢交易越演越烈,腐敗現象氾濫成災,這就是權力能夠在當今中國成為最有效的暴富手段的根源所在,這也正是陳某某和馮偉林之流那麼囂張和貪婪的奧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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