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2日訊】30．惡霸地主劉文彩
１９６５年初，在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四川美術學院的師生們用泥巴塑造了一組解放前農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這組以劉文彩爲原型名爲《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１１４個，一個個栩栩如生，無言地訴說著劉文彩當年所幹的種種壞事與罪惡–從小鬥放貸、大鬥收租、私設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不久，部分複製的泥塑在北京中國美術院展出，引起新聞界的關注。中央電視臺以此題材爲藍本，赴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拍攝了紀錄片《收租院》，該片大獲成功，解說詞也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此後，泥塑《收租院》漂洋過海，到日本、加拿大等多國展出。「惡霸地主劉文彩」從此被迫登上中國政治舞臺，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反派明星，他幾乎代表著中國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惡霸地主的總典型。當年，全國上下到處都向劉文彩舉起憤怒聲討的拳頭，男女老少無不爲劉文彩登峰造極的人間罪惡流下控訴的眼淚。以劉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接待觀衆達５０００萬人次，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全部人口。時至今日，一提起劉文彩，有人還會湧起滿腔的仇恨。
然而令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個誰都沒有懷疑過其真實性的十惡不赦的大惡霸地主，原來卻是中共當年出於政治需要塑造出來的一個虛假的反面教員，歷史上的劉文彩與中共塑造出來的劉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
1999年11月，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著的《劉文彩真相》一書，該書澄清了加在劉文彩身上的衆多不實之詞，爲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劉文彩。作者在書中說：他無意替劉文彩做翻案文章，因爲無論是從當時的標準，還是以現在的尺度來看，劉文彩都算不上什麽「好人」；但也絕不是後來被妖魔化的那樣壞。讀了此書我們方才如夢初醒，原來，在那個人性扭曲的年代，爲了揭露所謂吃人的舊社會，從而襯托出生活在紅旗下的幸福的新中國，中共不惜將死了近十年的劉文彩從墳墓裏挖出來，暴屍荒郊野外。當年報紙上連篇累牘「鐵證如山」的劉文彩的罪惡事實，電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劉家豪宅裏的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著「階級鬥爭」的政治模式集體創作出的虛構作品。同樣揭露真象的作品還有香港鳳凰台前一陣子熱播的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據此片披露，劉文彩不但不是惡霸，還是對當地教育做出傑出貢獻的大好人。當年宣傳說劉在他的水牢內虐待長工，而事實上他家裏根本沒有水牢等等……
當年，在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中，知名度最高的莫過於其中的「水牢」。據水牢解說詞稱：劉文彩在佛堂側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了。勞動模範冷月英是惟一僥倖從水牢裏活著出來的人。
但據《劉文彩真相》披露，從1981年開始，陳列館派出專人採訪了70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經過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證一個也沒找到，物證同樣不見蹤影。莊園陳列館向主管部門送呈的《關於「水牢」的報告》稱：綜合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據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說，據稱是在1951年的一次會議上。冷月英說：「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劉伯華五鬥租穀，剛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拋進了劉家水牢關了7天7夜。」1954年元月，大邑縣舉辦「農業合作化」展覽，以實物模型爲主，配以圖片解說，他們根據劉伯華是劉文彩的親侄兒，提出「冷月英坐劉文彩家水牢」的設計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門認可後，籌辦人員就按設想「佈景」。1958年莊園陳列館建館，主管部門全盤照搬1954年製作的劉文彩水牢模型，並給本來空空如也的劉文彩老公館西側的那間原本是存放鴉片煙的地下室灌上水，仿製了鐵囚籠、三角釘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後向社會開放。冷月英也開始到處聲討劉文彩的滔天罪行。後來有記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絕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追著我問什麽？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
1988年，四川有關部門終於下達了「水牢恢復爲鴉片煙庫原狀」的復函。於是，地下室的水抽乾了，鐵籠搬走了，地下室門口掛上一塊「鴉片煙室」的木牌。
那麽，歷史上真實的劉文彩究竟是什麽樣的人呢？根據《劉文彩真相》一書和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提供的諸多史實，劉文彩並非當年《收租院》所塑造的面目猙獰的大惡霸地主，他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長煙毒，又慷慨興學、濟困扶危。
一位當年深受官方謊言矇騙的線民在看過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後寫了篇值得一薦的帖子，帖子的題目就叫「劉文彩爺爺是個好人!」，裏面介紹了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中的大量事實。
帖子說，「昨天偶爾收看到鳳凰衛視正在熱播的《大地主劉文彩》的其中一集，在這集裏主要是介紹劉興辦教育的事蹟，看了以後，對劉問彩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令人難忘。
劉文彩一生樂善好施，熱心於公益事業，爲了家鄉的教育事業，爲了擺脫老百姓沒有文化帶來的無知，他修建文彩中學，幾乎耗盡所有家產.文彩中學占地兩千多畝，當時征地爲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損失，劉爺爺採取的是用兩畝地換一畝地的辦法，學校建成後，劉爺爺廣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規模當時在四川地區乃至在全國私立學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學校，。
學校建成後，劉爺爺從不干預教育和教學，他只在春秋開學典禮會上簡單說幾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學生們發奮學習，將來報效中華民族，遺憾的是他當時應該說:同學們你們要好好讀書，將來跟著毛主席幹革命，建設新中國，這樣的話，文革中他的子孫們也許要日子要好過些的。
再一個就是他對子女及其親屬要求極其嚴格，在文彩中學的教訓中劉爺爺明確規定，校産是學校的校産，是老百姓的校産，劉家子孫不得佔有，劉家子孫僅有的權力就是每年對學校的財務進行一次清理，僅此而已。
劉文彩關心貧困百姓疾苦，每遇逢年過節都要對貧困人家走訪和接濟，鄉臨之間糾紛也都要請劉爺爺進行調解，因爲他辦事公道正派。
他還慷慨解囊投钜資修建街道，現在未撤除的兩條街道仍不失當年之繁華，當地群衆說起劉爺爺都是交口稱讚!
爲什麽說對劉文彩的評價是真實可信的呢，在採訪的物件中即有仍健在的老人，也有所謂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更有大岜地區的政府官員。
最後我要說的，所謂收租院以及劉文彩殘酷剝削勞動人民全是騙人的鬼話，是政治的需要!!!」。
31．惡霸地主黃世仁
如果說當年中共塑造的「大惡霸地主劉文彩」與真實的劉文彩完全是兩回事，那麽作爲文學形象的黃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就更是背離生活真實憑空杜撰出來的虛假典型了。
黃世仁是《白毛女》中的惡霸地主，他一心想霸佔佃戶楊白勞的女兒喜兒。除夕之夜，黃世仁強迫楊白勞賣女頂債，楊白勞被迫喝鹵水自殺。此後，喜兒被搶進黃家，遭黃世仁姦汙。喜兒與同村青年農民大春相愛，大春救喜兒未成，投奔紅軍。喜兒逃入深山，過著非人的生活，頭髮全白。兩年後大春隨部隊回鄉，找到喜兒，伸冤報仇。兩人結婚，過著翻身幸福的生活。
如今三十歲以上的人大都看過《白毛女》，而且多半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咬牙切齒看完的，從此種下了階級仇恨的種子。據說當年在中共統治下的「解放區」，有戰士被戲中的故事激怒得差點開槍打中了演黃世仁的演員，足見其感染力之大。可以毫不誇張的說，《白毛女》激發了幾代人對「舊社會」地主階級的仇恨。一部戲能如此深入普及如此膾炙人口，並對大陸人民的思想産生如此大的影響，在中國現代戲劇史上堪稱首屈一指。
作爲在《白毛女》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人，儘管誰都沒有見識過「黃世仁」和「喜兒」，但多年來大家幾乎從來都沒有懷疑過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在我們的印象中，像《白毛女》這樣的悲劇在「萬惡的舊社會」一定多如牛毛。直到看到世界週刊和《中華讀書報》等媒體上的有關揭密文章，我才知道多年來我們深信不疑的《白毛女》，原來完全是中共當年根據政治需要杜撰出來的。
據《中華讀書報》2002年4月3日發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紹，《白毛女》的題材來源於晉察冀民間一個關於「白毛仙姑」的傳說。大意是講在一個山洞裏，住著一個渾身長滿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無邊，能懲惡揚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間的一切禍福。抗戰時，有些「根據地」的「鬥爭大會」常常開不起來，其原因就是村民們晚上都去給「仙姑」進貢，使得鬥爭會場冷冷清清。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這個題材，爲配合「鬥爭」需要，把村民們從奶奶廟裏拉回來，他編了一個戲曲劇本，主題是「破除迷信，發動群衆」，此爲《白毛女》的鄒形。
不久，政治嗅覺高度靈敏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周揚看到了這個劇本，儘管他對原劇本主題局限於「破除迷信」感到不滿，但卻從中看到了一種新的東西，儘管他一下子還說不準確這新的東西到底是什麽。
很快，周揚決定由「魯藝」創作並演出一部大型舞臺劇，就以「白毛仙姑」爲題材。創作班子很快搭了起來，由「魯藝」戲劇系主任張庚總負責，編劇仍爲邵子南。邵子南在他原先的戲曲劇本的基礎上，很快就寫出了劇本的演出本，主題當然已經不是民間傳說中的行俠仗義，而是反映階級剝削給勞動人民造成的沉重災難。但試排幾場之後，周揚很不滿意。他認爲無論從立意還是從藝術形式和表演格調上講，《白毛仙姑》都沒有走出舊劇的窠臼，缺乏新意。爲此，他明確提出：「魯藝」要在黨的七大召開之前，創作演出一部大型的新歌劇《白毛女》；要賦予新歌劇以新的主題，體現勞動人民的反抗意識，以鼓舞人民的鬥志，去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張庚根據周揚的意見，果斷地調整了創作班子。編劇換成了從「魯藝」文學系調來的賀敬之、丁毅。接受《白毛女》的創作任務後，賀敬之很快就以詩人的情懷和戲劇家的表述力，完成了新的劇本。新劇本確立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樣一個新的主題。可別小瞧這十六個字，它通俗、形像、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極度的誇張不但沒有導致對其可信度的懷疑，反而極其切合改朝換代之際，民間那種含混而非理性的對「舊」的憎恨和對「新」德期盼，稱得上是文藝爲政治服務的傑作。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七大召開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舉行了首場演出。來自全國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機關的頭頭，幾乎傾巢而出，觀看了首場演出。
演出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辦公廳就派專人來向「魯藝」傳達中共領導的觀感。第一，主題好，是一個好戲，而且非常合時宜。第二，藝術上成功，情節真實，音樂有民族風格。第三，黃世仁罪大惡極應該槍斃。
中央辦公廳的人還就第三點意見做了專門的解釋：「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是農民問題，也就是反抗地主階級剝削的問題。這個戲已經很好地反映了這個問題。抗戰勝利後民族矛盾將退爲次要矛盾，階級矛盾必然尖銳起來上升爲主要矛盾。黃世仁如此作惡多端還不槍斃了他？說明作者還不敢發動群衆。同志們，我們這樣做，是會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呀！」中央辦公廳當時沒有明確這是哪位領導同志的意見，直到很久之後演員們才知道，這實際上是劉少奇的觀點。在以後的演出中，黃世仁、穆仁智就被當場槍斃了。
就這樣，帶著對地主階級的滿腔仇恨，一股《白毛女》旋風迅速席捲了延安，席捲了陝北，席捲了解放區，最終席捲了全國。到了文革時，幾乎每年除夕，當人們排著長隊去領取嚴格按人頭配給的一點年貨時，都會從無處不在的喇叭裏聽到《白毛女》的旋律–那是中共在提醒人們不要忘了「萬惡的舊社會」，並由衷的感恩他們帶來的所謂「新社會」。
32．南霸天
《紅色娘子軍》裏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援反動武裝，與海南島中共領導的遊擊隊爲敵，後被「紅色娘子軍連」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鬟）擊斃，落得了個可恥的下場。
據海南視窗報導，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縣當地一個叫張鴻猷的地主。張鴻猷的親孫子張國梅說，《紅色娘子軍》很多內容是虛構的。在他爺爺死後４年，紅色娘子軍才組建。當時，拍電影的人說他家房子氣派，又是大地主，選在這裏選在這裏拍電影真實。於是，就在他們家拍了幾個鏡頭，又讓老百姓到幾裏外的南門嶺當演員，說是從南霸天家裏的地道走到南門嶺的。張鴻猷堂兄張鴻德的孫子張國強曾告訴記者，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見過張鴻猷的人，不僅熟悉張鴻猷，還見過張鴻猷的母親。張鴻猷是個善人，他沒有欺壓百姓，家裏也沒家丁、槍支、碉堡，只有幾個請來幫他四姨太帶小孩的小姑娘。這些說法也與中國文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出版的《尋找英雄》一書相通。紅色娘子軍的第一任指導員王時香老人在此書中這麽述說：「我們連長龐瓊花，就是電影裏的吳瓊花。她是我們鄰村的人，參軍前我倆就是好姐妹，平時我們到鎮上趕集就能碰到。她是貧農出身，並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環，也沒有南霸天這個人。這是和電影裏不一樣的。」陵水縣史志辦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張鴻猷沒有血債，他家只是教師世家。
33．周扒皮
提到周扒皮，凡是在大陸度過童年的人，大都記得《半夜雞叫》中的這個惡霸地主。他為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裏學雄雞打鳴，引起雄雞紛紛啼叫。雞一叫，長工們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周扒皮兇狠貪婪地殘酷剝削雇工的故事讓年少的讀者們無不義憤填膺，在新中國誕生後的幾代人的腦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不過，周扒皮的原型系今大連瓦房店市閻店鄉一個姓鄒的地主。據當地的老人說，他雖然有小地主刻薄、吝嗇的通病，但沒有聽說過半夜雞叫的事情。
文學創作當然是允許虛構的，但作爲反映現實的作品，無論怎樣虛構都不能違背生活的真實，否則就成了胡編亂造，《半夜雞叫》便是這樣一部作品。哄哄小孩子和沒有農村生活經驗的人可以，卻騙不了親身經歷者和歷史的知情人。《佛懷煽仇錄》的作者陳沅森先生從小生活在農村，熟悉地主的生活，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破綻。他說，「就拿姓周的小地主來說，他真的會半夜三更趴到雞籠子裏學雞叫嗎？不會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聲音可以傳過去嘛。筆者小時候居住在農村，偶爾醒得特早的日子，聽到遠處的雄雞打鳴，叫聲由遠及近，最後，鄰居家的雄雞、自家的雄雞都跟著叫起來……遠遠地學雞叫，即使學得不十分準確，由於距離遠，雄雞聽不分明，可能跟著叫；趴在雞籠子旁邊學雞叫，它聽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會跟著叫了。–這道理是十分明顯的。
「課文裏還描寫姓周的地主打開雞籠子，劃火柴去照……這些愚蠢行動驚動了雞，它也不會開口打鳴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些細節是虛假的、捏造的：學雞叫不必趴到雞籠子旁邊，也不用打開雞籠子去看，熟門熟路要劃什麽火柴？
「就事論事，即使你把長工們早早驅趕到地裏，自己不跟著起早去監督，長工們躺在田頭怠工，你有什麽辦法？
「那時候的地主，需要雇傭幾個長工的，一般先雇傭一個比較能幹的‘長工頭’。總體任務交下去後，每天由長工頭分配其他長工幹活，根本不用東家操心。當然，長工頭的工價比一般長工高。筆者務過農，做過工，深深知道‘活在手裏’這句話的分量，如果‘對著幹’的話，工人和農民自有千百種方法可以消極怠工。因此，用欺騙、壓榨的方法，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田裏沒收成）。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適可而止，如果太厲害，吝嗇的臭名遠揚，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
「那時候的地主，一般採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過節送糧食、衣物，有急事允許請假，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給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分、肯幹活的長工。
「那時候，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他們夾緊尾巴做人，‘樹葉子掉下來都怕砸破了腦袋’，哪裏還敢欺壓農民？他們大多以慈悲爲懷，樂善好施。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米打發，絕對不讓他們空手而去。不要小覰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面大盜，把家裏搶得精光……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里敢得罪長工？
「姓周的小地主，要是真的敢於半夜學雞叫，克扣和壓榨長工如此厲害，他早已一敗塗地，甚至家破人亡了。–高玉寶畢竟太嫩，編造謊言，漏洞百出，不堪一駁。」
34．狼牙山五壯士
《狼牙山五壯士》的作者邢野先生曾是我的老領導，他創作的電影《狼牙山五壯士》在我還不認識他的時候就曾觀看過，他給我寫的那幅「清泉石上流」的字至今還掛在我的客廳裏。
1985 年我曾隨一個「上山下鄉」工作組在狼牙山所在地的易縣管頭鄉做過半年的農村狀況調查工作，並在狼牙山西側的甘河和五勇村走村串戶呆了至少半個多月。期間我也與組裏的幾個同齡小夥子從狼牙山東側的西北水花了近兩個小時一口氣跑上過狼牙山。在五勇村走訪時我們也到過狼牙山西側的龍王莊（一個只有幾戶人家的小自然村，隸屬五勇村），並有幸聆聽了當年的老遊擊組長冉元同老先生對五壯士故事的另一種描述。
很顯然，冉老先生是一個直爽、健談的人。我們圍坐在他家的小院裏喝著水聽他的講述。我們注意到：他的老婆不斷地用眼神瞪他，企圖阻止他給我們講當年的情形，但他卻固執地講了下去，並氣憤地說「書上和電影上都是瞎編的」。這使我想起了我們在甘河時有許多人曾勸我們的話：「你們還是別去了（指龍王莊），去了就沒有教育意義了。」
按冉先生的講述：他當時也曾帶領遊擊組阻擊過那股日軍，但因寡不敵眾被打散，就躲在了狼牙山對面山上的樹叢裏，而那幾個人（指五壯士）因不知道狼牙山是條絕路就跑了上去，再想往回跑時已無路可走，於是就短兵相接與鬼子拼起了刺刀，但因寡不敵眾、拼不過敵人，邊拼邊退，加上只顧前不顧後，不小心摔了下去，並沒有來得及喊什麼口號。敵人退走之後他還上去查看了掉崖人的死活。
他特意指出兩點：1、跑上絕崖是迷了路，而非為了掩護大部隊轉移而故意把敵人引向絕壁；2、是拼不過敵人不小心倒退摔下了懸崖而非故意跳下。
當地村民們還傳說：說這五人只不過是幾個散兵游勇，來村裏後要吃要喝， 稍不如意就打人。由於幾個人手上有槍，村民們也不敢對他們怎麼樣。後來有人想出了個辦法，偷偷地把他們的行蹤告訴了日本人，於是日本人就來圍剿他們。
這幾個人也不是故意把日本人往絕路上引，而是有村民故意告訴他們這條絕路是一條逃跑的好路徑。結果幾個人真的上當了。
5個人中有三個是當場被打死的，後來清理戰場把屍體丟下了懸崖。另兩個當場被活捉，只是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又從日本人手上逃了出來，從此就有了「狼牙山五壯士」的故事。（作者：大陸人）
35．白求恩：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1939年11月12日，毛澤東寫下了《紀念白求恩》一文，把白求恩幾乎神化成了一個完人，稱頌他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到文革時，毛的這篇文章被中共定為「老三篇」中的一篇，大陸人必須天天誦讀，使得白求恩的名字在中國從此家喻戶曉，無人不知。
縱觀白求恩的一生，他當然是一個有著獻身精神的與眾不同的人物，但也決非毛澤東筆下的完人。海外專家對白求恩的研究以及蘇聯60年解密檔的公佈，讓人們看到了另一個真實的白求恩。
與妻子兩度離婚
泰德•阿蘭與白求恩相知甚深，曾和白求恩一起體驗過西班牙戰爭的痛苦。他在1952年出版的《手術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傳》一書，是西方世界的第一本白求恩傳記。
根據阿蘭的記述，1890年3月4日， 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祖籍英國蘇格蘭。他的祖父是醫生，父親是基督教牧師。生於富裕家庭的白求恩，多倫多大學畢業後成為了一個胸外科醫生。
1922年初，32歲的白求恩到英國愛丁堡參加外科醫學會會員考試，結識了21歲的漂亮英國姑娘弗朗西絲•坎貝爾•彭尼。儘管兩人相差11歲，具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經歷，但白求恩對弗朗西絲一見鍾情。考試一結束，兩人就結伴赴西歐旅遊。 1923年8月13日，兩人在英國倫敦舉行了婚禮。
婚後，他們到歐洲各著名城市遊覽，度過了一生難以忘懷的美好時光。
由於白求恩性格豪爽，不拘小節，喜歡冒險，而弗朗西絲個性恬靜，內向而羞怯，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開始產生隔膜，使彼此間的敬愛受到了損傷。
結婚一年後，白求恩夫婦離開英國，到了美國底特律正式掛牌行醫。白求恩一生沒有孩子，他一天到晚忙於工作，而弗朗西絲則一人整天待在家裏，十分孤獨苦悶。
1926年夏天，白求恩被確診為肺結核，那時得了肺結核就等於接到了死亡的判決書。一天他對妻子說：「有一件事我們必須談談，我不知道醫生對你說了些什麼，不過我快要死了，而你才25歲，前面還有整整的一生。我要你跟我離婚，走你自己的路。」白求恩語氣堅定。
「不！諾爾曼，我不離開你，尤其是現在。」弗朗西絲真摯地說，「不管我們中間發生什麼，現在我惟一的願望就是跟你在一起。」 「這樣沒有什麼意義。我決不再浪費你的生命。除非你同意跟我離婚，否則我決不到療養院去治療。」白求恩沒有絲毫商量的餘地。
於是兩人離婚了。在特魯多療養院裏，白求恩使用代氣胸療法，終於使自己的病情有了轉機，一年後，病癒出院的白求恩被加拿大蒙特利爾的樂麥吉爾大學聘去任教，他在火車站急切地給弗朗西絲發了一封電報： 「病癒，今日離特魯多，對你感情如舊。」 弗朗西絲自離婚後，也沒和別人談過戀愛。她來信說：「親愛的，既然我們都還相愛，為什麼要分呢？」兩人於是重婚，那年白求恩39歲，弗朗西絲28歲。
兩人歡度了一段勝似新婚的甜蜜歲月後，感情再度出現危機。一天早晨上班時，弗朗西絲關照丈夫買些肉、菜，晚上要為丈夫燒幾個好菜。下午，她興致勃勃地回到家。進門見丈夫正坐在地板上專心致志地研究一副骷髏。她問：「肉、菜買了嗎？」丈夫不假思索地說：「在冰箱裏。」她打開冰箱，只見一段腸子。她皺起眉頭捏起腸子說：「就買這段破腸子？」丈夫猛地跳起來喊：「別動，那是人的腸子！」 弗朗西絲嚇得「哎呀」大叫一聲，慌忙扔下：「死人腸子怎麼能和食物放在一塊？」白求恩卻頭也不抬地說：「這有什麼呀？你吃的牛、羊、豬肉還不都是動物死了的器官？」
這樣的事出現了幾次，弗朗西絲實在忍受不了。她感到白求恩的心根本不在這個家裏，她相信白求恩想做的是一番大事，而她是他的障礙，於是兩人友好協商後，於1933年3月，43歲的白求恩與弗朗西絲再次離婚。
壞脾氣與酗酒
1936年9月，得到德意志法西斯支持的西班牙叛軍開始對馬德里發動進攻。為保衛西班牙政權，世界上54個國家的共產黨人組成了「國際縱隊」，支援西班牙共和軍進行馬德里保衛戰，白求恩就是其中之一。
1936年11月3日，白求恩來到被法西斯軍隊包圍的西班牙首都馬德里，一個月後建立了「流動輸血隊」。1937年初，阿蘭也以戰地記者身份到達西班牙，兩人於當年２月在馬德里相遇。
阿蘭發現，白求恩雖然是一名出色的醫生，但脾氣暴躁的壞毛病令周圍人難以忍受。「我有時討厭那傢伙，他昨晚又喝醉了，關門時震碎了玻璃。」這是阿蘭1937年2月在西班牙的日記中的一句話。白求恩經常做噩夢，為此他有時半夜開車（甚至是救護車）出去不知去向，有一次甚至５天杳無音訊，這讓「國際縱隊」方面以及阿蘭感到很尷尬。
據加拿大人邁克爾•彼得羅在《MacLean’s》雜誌上披露，1937年初，一位美豔驚人，自稱卡莎的瑞典記者到輸血隊總部，要求採訪白求恩。據白求恩的年輕助手特德•阿倫回憶，兩人見面不久就雙雙消失，在一間臥室中共度了兩日。特德不小心曾撞見兩位裸裎床笫；白求恩間或出門露一面，對人說該記者正對他進行深入訪談。
除卡莎外，白大夫曾向許多記者求歡，鬧得聲望日隆。加拿大人在國內報刊上讀到他的業績，為之陶醉，於是源源不斷地捐款被送到了白求恩的流動輸血隊。然而，幾個月後的1937年4月，在西班牙內戰結束之前，白求恩突然離開了西班牙。
當時公開的檔表示，1937年4月19日，白求恩給軍隊衛生部門的首腦寫了一封辭職信，信上說，輸血隊在西班牙當局管理下工作正常，不再需要他了，所以他將離去。然而回國後，白求恩幾次要求再次重返西班牙，都被國際縱隊拒絕了。白求恩在給他前妻弗朗西絲的信中稱：西班牙是「我心上的創傷」。
為什麼白求恩會在戰事仍在進行時離開西班牙呢？這個謎底直到60年後，蘇維埃共產國際的秘密檔案解密後，人們才發現，白求恩是被當時的西班牙政府強迫離去的，理由是他被指控為叛逆和間諜嫌疑。
一個名叫胡安•艾爾琛塔勒的西班牙官員在其寫給上級的報告中解釋了為何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讓白求恩離開這個國家。他列舉了白求恩的一些過錯：「出於行為不端和其他原因，他經常酗酒，其身心狀況一向都不適於領導像輸血那樣細緻的工作。……他曾拿走一些首飾，藉口說是要交給某某，後來又說他要到巴黎去把它賣掉，好為本隊籌資，其實至今誰也不知道他拿那些東西幹了什麼。」
「他洋洋得意大手大腳地花錢，從來不想想錢是加拿大無產階級為了表示同西班牙的團結，常常是一分一分籌集來的。…… 我們一向注意到他對上前線有極大熱情，無論何時，只要有戰鬥任務；但從來不是為了輸血的正當目的。」
然後這位官員給出了對白求恩最嚴峻的指控：「根據一份已送交我黨中央委員會和軍事衛生部的報告，白求恩有重大間諜嫌疑。」「他經常接受一位元瑞典記者卡莎的採訪，而卡莎被懷疑是位法西斯分子。」
儘管事後證明，白求恩的這位瑞典情人不是法西斯間諜，但白求恩的酗酒、愛發脾氣等性格作風，以及和卡莎的關係，最終註定了他離去的命運。
陶行知把白求恩請到中國
1936年9月，著名教育學家陶行知先生為了發動華僑和國際友人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曾自費到海外呼籲幫助。1937年7月30日，陶行知應邀參加美國洛杉磯醫友晚餐會，在那遇到了白求恩。身為國際反法西斯戰士，當白求恩聽說陶行知來自戰火紛飛的中國時，立即緊緊握住他的手，並毫不猶豫地表示：「如果需要，我願意到中國去！」
不久，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白求恩來到了中國，1938年春到了延安，並在晉察冀邊區擔任軍區衛生顧問。當時的生活很艱苦，沒有了牛奶、麵包和香濃的咖啡，只有山村的粗食雜糧，但白求恩忍過來了。他拒絕了給他的特殊照顧，和其他人一樣，吃住在一起。那時白求恩每天工作18小時以上，他曾在69小時內做了115例手術。
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
阿蘭稱白求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他在對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點，脾氣也很糟糕，經常和西班牙醫生吵架，「但他對病人非常溫柔和關心，似乎他的性格會突然轉變似的。」
1939年，白求恩在五臺山地區一次手術中遭到感染，得了敗血症。當中共領導得知此事後，下令全力搶救。當中共上海地下黨得到包括抗生素盤尼西林以及其他搶救藥品的採購單時，傻眼了，一是這麼大的需要量，別說是沒錢了，就是有錢也無法在上海買到這麼多的嚴禁私自採購的藥品。
萬般無奈下，他們硬著頭皮找到上海灘的杜月笙幫忙，杜月笙看了這單子後也是半晌沒說話。最後杜月笙緩緩地說道，這次藥單的確有些難辦，與以往我幫忙的小事兒不一樣，不過人家一個外國人能不要命地來幫助我們中國人打小日本鬼子，我們中國人自己還有什好說的呢。請明天晚上黃埔江口接貨吧，所有費用就算我捐助了。
當這批急需的藥品運到唐縣黃石村的時候，白求恩已經奄奄一息了。這時，中共內部出現兩種意見，一說這些藥品太珍貴了，就是給白求恩用了也不見得管用，要是不管用就白瞎了。另一種意見是管不管用也要用。最後大家僵持不下，於是一致認為聽聽白求恩自己的意見。
於是大家就派了一名翻譯與兩位負責人前去問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弄明白了來人的意思後，緩緩地說道：「還是用吧，為了我們的事業，生命也是重要的。」可這話最後傳回來的卻變成了「還是算了吧，為了我們的事業，生命也是可以奉獻的。」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終於閉上了眼睛，但一批珍貴的藥品卻節省了下來。
36．英雄劉胡蘭
一個不滿15周歲的女孩子，被一夥人用鍘刀鍘死，這是一出人間少有的悲劇。
幾十年過去了，我們的教育始終都在用這樣的案例來映襯國民政府的殘忍和無情，煽動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對那個已經成為歷史的政府的仇恨，劉胡蘭的故事被寫成書、編為話劇、電影、進入學生的課本，在中國廣為流傳，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可是，沒有人告訴我們，是誰讓一個無辜的少女被她的政府處死，她究竟做了什麼罪惡滔天的壞事？另外，她當時能不能不死？她是一個英雄還是一個悲劇人物？帶著這樣的疑問，我開始查閱許多關於劉胡蘭的文字資料，對把她認定為英雄的說法越來越不敢苟同。
就劉胡蘭的遭遇來看，她的罹難的過程是不是我們今天所聽說的那樣令人感動和振奮，有沒有被人英雄化，這並不重要，也沒有必要再去證偽。關鍵是我們如何理解英雄的意義。一個僅僅15歲的女孩子能堅強不屈，從容就死，確實是值得人敬佩的，可是一個人僅僅能夠堅強不屈，從容就死，並不能說明她就是英雄。能夠說明她是英雄的，是要看她為了什麼才堅強不屈並從容就死的。
英雄是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是具有較為恒定的內涵和普適的價值的。人類歷史上出現過許多聲名顯赫的人物，可這些人物並不一定就是英雄，有些人當時是英雄，可是他所控制的那個時代一旦成為歷史，他就不再是英雄，有可能是人類的罪人，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還有一些人，他一時被人們認為是英雄，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逐漸證明他所代表的理念是有問題的，是一種錯誤的價值取向，甚至與人類的發展和進步向違悖，所以，他也就會從英雄的神壇上滾落下來。
我之所以說劉胡蘭不是英雄，並非想否定她在面臨死亡威脅時的堅強不屈，即使她是被死亡嚇得痛哭流涕而不是傳說中的以大義凜然，已經都無關緊要。我是要說明，她的死，是兩種她個人無法抵禦的強大的社會力量對她的利用、欺騙和無情的侵犯造成的。她並不知道她在做什麼，她所堅信並為之獻出生命的理念，事業，並沒有她所看到或是聽到那樣偉大。
直接導致她死亡原因是她配合敵後武工隊處死了本村村長石佩懷。據一些資料記載，這個村長為閻錫山的軍隊派糧派款，遞送情報，所以就要殺死他。我們知道，那時閻錫山是國民政府山西省主席，也相當於現在的山西省長，只是當時他把持著山西的軍政大權。1949年後的幾十年中，村長或是村支書、鄉長等，也都是要派公糧、派民工、派稅的，這是地方政府的職責，特別是在大躍進和文革中，因為派公糧、派民工而大批逼死農民、逼迫農民背井離鄉的村長、鄉長，應該並不比1949年前少，也並不比1949年前更善良，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難道農民或是某個其他的黨派就可以私下處死村長嗎？
此外，劉胡蘭死難時，已經不是抗日戰爭之時，而是內戰之中，中國的內戰，無論是從當時還是從現在來看，都是一場沒有必要的戰爭，它不是進步與落後之間的戰爭，比如國民政府與大清朝之間的戰爭，就是一場進步與落後之間不得不進行的戰爭，也不是抵禦外辱的戰爭，而是一場純粹是奪取權力的戰爭，戰爭之前的國民政府，是有非常多的必須要改變的缺點，但是並非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政府，因為這個政府還具有基本的民主素質，至少它擁有在中國全部歷史中，更徹底的選舉制和憲法制度，中國人唯有在這個階段擁有過言論、結社和遊行的自由，共產黨也是得益于這個自由制度下才得以產生的，共產黨的報紙、電臺等也就是在這個制度下才得以發行運轉的，據一本《歷史的先聲》的書披露，在共產黨1949年獲得政權前，曾經許諾要在中國實現比中華民國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廣大民眾之所有能夠擁護並跟隨中共浴血奮戰而推翻中華民國，就是因為熱切希望能夠獲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權力，希望在中國建立一個更加進步的政府。
劉胡蘭就是在這種思想下，她替共產黨敵後武工隊的武裝力量出力，並最終走上了殺人之路。從這一點來說，她不僅不是英雄，還是一個有罪的人。作為政府，需要追究殺人者的罪過和有關人的責任，本來是天經地義的，劉胡蘭等人參與了殺害村長的犯罪行為，自然是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是，我們看到的是，在那個時代，沒有人想到用法律來解決問題，一個方面利用法律的保護，鑽法律的空子，實行暴力推翻政府的行為，另外一個方面，利用手中的權力，不經過合法的審判，就大肆屠殺相關人員，甚至對一個少女也沒有起碼的同情和人道，雖然雙方很難認定誰為因誰為果，可是這樣的殘酷現實是我們不願意再看到的。
我們看到劉胡蘭的可悲之處，失去了對自己生命的珍視，也視別人的生命如草芥，她的英勇和堅強，不是為了一個崇高的人類普適的目的，也不能體現人類本質的價值，而是為了自己一群人的私利的執著；她的從容就死，不是為了更加崇高的自由和社會的進步，所以，這個少女的死是可悲的，而不是英雄式的。
像劉胡蘭這樣的少女，應有她們的自由和充滿愛，而不是充滿仇恨的生活，讓她們不必為了像她們那個年齡還不瞭解和無法認識的東西去獻出生命！（本文原題《是悲劇而不是英雄! 劉胡蘭死亡真相》 ）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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