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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六四及當代中國知識界的盲點

——對六四與當代中國問題的再思索

紐約時間: 2013-06-01 11:14 PM 
【新唐人2013年6月2日訊】【大紀元2013年06月02日訊】一.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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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六四二十四週年前,一位大陸的自然科學專業的老教授訪問德國時心情沉重地對我談了兩點。他說:一,中國大陸的領導,包括所謂精英階層根本沒有任何改革的衝動,想讓這些人再次所謂如七十年代末期那樣推動改革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時他們感到的是不改革權力有危機,而現在對他們的問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利益。這甚至包括很多被外界認為異議人士的人都是懼怕大變化。如果想變化,靠期待戈爾巴喬夫,期待知識精英已經是絕對不可能,改變的動力在底層的維權方面。

二,中國的很多知識精英是虛偽的,推翻專制的想法甚至不到半心半意,包括所謂異議人士、精英。八九年他們失去了機會,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輪功後他們實際上又失去了第二次機會。如果他們真的做到,「我雖然不同意你的思想,但是我一定要捍衛你的權利」,他們就會為法輪功受到的迫害進行全面的捍衛和對抗,如此,加上法輪功的力量就一定會動搖中國的共產黨統治。可惜他們從國內到海外到今天為止都沒有充分利用這個為他人說話,甚至可以說稍微安全一些的方法來對抗共產黨政府的一黨極權專制。在法輪功問題上,很多人竟然是直接或間接地迎合共產黨。

這個說法對我真的是醍醐灌頂,尤其是第二點,我從來沒有意識到,九九年其實是和八九年一樣的歷史性變化的契機,而我們不僅沒有意識到這個戰機,甚至沒有想到要進軍到滑鐵盧去決戰。

1.2 中國古語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宏觀看,這是一目瞭然的真理;然而微觀看,被障目的人卻不會以為自己是被障目的。

這兩點看法讓我再次看到這個問題。為此,我認為,我們在中國社會生活過得每個人對此一定會有深刻的體會。以我自己為例,六六年跟著共產黨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三呼萬歲,狂熱盲目,可那時自己卻看不到這種愚昧。

比我年長很多的人更會有類似的經歷,有人甚至在當了右派十年後依然跟著毛澤東幹革命淚流滿眶。問題嚴重的是也真的有人當時不知道,甚至幾十年後也不承認、不反省自己被障目。

一朝如此,給我的教訓是深刻的,痛苦的,所以我從二十歲的時候成為了一個懷疑主義者,對自己的任何想法都要從結論上乃至方法上加以懷疑,從不敢說大而滿的話。有事說事,有問題討論問題,不敢越雷池一步,終生再不敢空洞地吹喇叭,也不敢再去裝大。

現在,這位教授的話讓我再次感到,這個教訓其實在我們還是重視不夠,反省不夠。人們依然被很多東西障目,不知道如何更好地思索。

1.3
導致我們沒有那位教授的感覺認識的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對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人們沒有進行過徹底地反省思索是其一。八九年中國學生市民還沒有提出反對共產黨專制就遭受殘酷血腥的鎮壓,而東歐卻徹底推翻了共產黨暴政,埋葬了共產黨,則是另外一個更為顯然的對比案例。

這兩個案例讓我再次看到,那片極權主義的大葉,始終障住了我們的雙目,中國社會,知識界有一個盲點,而這個盲點居然半個多世紀來始終如一地存在在那裏。

一個歷史性的努力是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的。因為決定勝負的因素太多了,偶然性太多了。但是失敗了,自欺欺人,則帶來的必然是更大的衰敗和失敗。八九後的民運歷史,異議人士發展史或多或少顯示了這點。我說這點絕非無的放矢,因為經歷過八九六四後,居然如同經過文化大革命一樣,沒有人徹底從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反而更多的人在說,是我們為東歐開了榜樣、先師。人家成功了,自己失敗了,可居然有人說,我們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比東歐異議人士走的更遠。其實泰山就在眼前,你哪裏比人家走得遠呢?

八九年你們像五六年匈牙利那樣要拋棄共產黨了嗎?你們如《七七憲章》那樣徹底以人權為基礎對抗共產黨政權了嗎?你們甚至在二十年後,零八年發佈的模仿性的《零八憲章》中,乃至到今天都從不敢提「法輪功」三個字!

你們對黨文化表現出了一點厭惡和認識嗎?你們感到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是不可救藥的了嗎?你們是那樣自覺、清醒,並且具有勇氣的知識份子嗎?

到八九年,你們之中有誰不再和共產黨及其文化水乳交融了呢。更可悲的是,甚至能夠做到藕斷絲連的都是少數,至今如此!就憑這點中國八九年獨一無二地保留了共產黨政權,並且讓他們一留就是二十多年是毫不奇怪的。因為你們沒人想要徹底根除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危害,甚至沒有人在認真的做結束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對抗。
歷史沒有白吃的午餐!

1.4 一九八九年中國為甚麼獨自保留了共產黨統治?

上述疑問讓我們看到一九八九年有一個歷史的盲點,而這個盲點持續到了今天。我不知道我的看法是否正確,但是討論這個問題一定是必要的。

基於這個原因,這位教授朋友勸我把這封本來想作為歷史備忘錄的信件拿出來,讓大家討論。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始於八九年我和許良英先生的通信,大約由於涉及根本問題,在討論中他第一次對我說,如果你堅持發表這些觀點我就斷絕和你的師生關係。為此,我保留了自己的意見並保持了沉默。因為一是希望隨時間推移問題會越來越清楚;二是相信有良知和智力的人一定會糾正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還是沒有能夠繞過這些問題,二零零三年我因為針對如何紀念李慎之,認識李慎之先生的思想和貢獻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從而導致師生決裂。對此我雖然依然基本上保持了沉默,但是問題的討論卻是無法迴避的。為此二零一二年在與朋友討論一些理論和思想問題的時候,甚至可以說在討論人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我再次涉及了這些問題。由於那時我感到,與時推移,很多記憶的東西很可能開始忘記,並且一個人隨時可能走完他的一生,因此應該寫些備忘錄式的文字,留作討論的記憶。所以我寫下了這些文字,儘管認為還沒到發表的時機。

從寫完這封信到今天——六四二十四週年,這一年發生了很多事情,為此瞭解我觀點的朋友勸我發表這封信。他們認為,由於方先生和許先生已經作古,為對歷史負責,現在已經可以把這些作為歷史問題拿出來討論了,而勸我發表出來。本來我是猶豫的,但是國內來的這位教授的一席話讓我感到應該早日提出這些問題,討論這些問題。

信中涉及的內容如前所述,在八九年後那幾年在我與許良英先生的通信中或直接或間接有更為詳盡的討論和許先生的書信,許先生給我的大約三百二十多頁,我的回信則更多,都保留至今。這個歷史與思想分歧自然會有後人評說。現在發表首先發表這封備忘錄書信,也是為了讓人們更早地辨析我們這代人的思想和行為。每個人都必須對歷史,對自己的行為和言論負責。

二.2012年5月10號致X君、Y君的信:

2.1這封信涉及了四方面的問題:
1.理論和觀念論的區別;
2.方勵之先生的悲劇;
3.學者與意識形態分子及「真理部」工作者的區別;
4.知識份子的責任與黑手問題。

我無意於指責誰,而是希望描繪出真正的歷史、人格和人性,讓我們每個人都能思索、對比,都來進行反省。

我希望我的努力在面對這樣一個慘痛的歷史時,至少能夠減少一些拉拉扯扯、吹喇叭帶來的迷霧。因為在喇叭聲裡,多少年輕人付出了鮮血、生命,改變了後半生的生活,多少父母失去了子女親人,生不如死。

我是為了那些活在地獄中的人,掙扎著承擔著重擔的人,未來的人而描述這一切,反省這一切的,所以我也願意為我的描述承擔一切。

2.2
X君、Y君:你們好!

我與X君談到Y君有兩次。現在X君對Y君直接提到了這個問題,所以我乾脆利用這個機會談談這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的討論是對事,對問題,不對人。因為就人的品格和立場來說,我對Y君是沒有二話的。

第一次是因為X君對我說,Y君說X君不懂理論,他談的是理論問題,X君沒有資格談論。我忘記了當時Y君談的是甚麼問題,好像是對茉莉花革命的看法問題。為了鼓勵X君堅持她的觀點,當時我對X君說,不要聽他對你的評價。他實際上並不明白甚麼是「理論」。Y君對理論問題的認識,談論的方法一直沒有脫離在大陸的方法。當時只說了這幾句。沒有進一步多談。為此,對於理論問題的看法,我現在願意在此進一步解釋幾句。

我的觀點實際上是,且不說Y君當時談的是所謂茉莉花革命的具體認識問題,單只說「理論」,(Theory),我以為Y君談論問題的方式決定了他從來談的都不是理論,而是一種觀念,說到底是一種意識形態。因為理論是一種在假說前提下用邏輯構成的描述問題的方法。「理論」問題中沒有誰代表真理,只有「時下」能否驗證它,以及用它來描述問題能否夠更為簡潔、有效。有的理論暫時不能夠證明,但是不等於是錯誤的,也不等於未來就一定不能夠證明,一定無效。有的理論可能只能夠間接證明。理論的標準只有你的構成是否符合構成理論的要求,而沒有正確的理論、錯誤的理論,還是反動的理論之定規。那種反動的理論的表述的存在,正是存在於Y君那種對理論的誤解,意識形態式的觀念論中。

Y君談的不是理論而是一種觀念論,一種用一種觀念推導出來的系統。而這種東西就是西文的Ideology。因為我們現代的思維都是自西文中來,所以很多時候從西文詞的構成可以更容易、更直接地看到它的意思是甚麼。這個Ideology,就是一種觀念學。翻譯成中文為「意識形態」後反而晦澀難以理解了。這種以觀念領先的東西具有很強的排他性。這種「觀念的學問」就是在大陸所推崇的那種以論帶史,政治統帥一切。

其二,觀念論和理論的區別還在於,進行理論問題的討論的時候,你首先一定討論的是這個問題是否有意義,以及前人和今人有多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有甚麼結論,有哪些還在爭論。總之你討論的一定是問題,而非貫徹一個問題,捍衛一個問題及其論述。

而觀念論則是反之,它要宣揚貫徹自己的觀念。當民主作為一個問題討論的時候和作為一個觀念討論的時候是不一樣的。所以民主理論問題和民主觀念問題不是一回事。這一點不僅Y君,就是八十年代後一直說要研究民主問題的許良英先生也沒有弄清楚二者的區別。他甚至認為民主是價值問題。

所以,到底是「理論」還是「觀念論(意識形態)」,「價值」還是「方法」問題,是必須區別清楚的問題。

2.3 第二次就是這次,方勵之去世後,X君群發Y君推崇方勵之的文章並自己也寫短文說「只可惜我們為方教授辯誣晚了,甚麼事情都是發生了才想到和知道如何做。」

為此我勸X君不要輕易接受別人的觀點,說風就是雨。這個問題使我再次對X君提到,Y君「始終沒有走出共產黨的精神框架,進入正常思索分析正路。」並勸X君「你自己沒想清楚跟著寫,以後會後悔。」

現在方先生魂魄已經安定,我想可以多說幾句了。時下很多對於方先生的悼念,居然和當年對於李慎之的悼念一樣,除了吹喇叭,假大空的「意識形態式」的宣傳言論外幾乎沒有甚麼有實質性的,真正有血有肉感情的悼念。或許這次再次證明了共產黨把中國人正常的感覺、感受能力都摧毀了。

方先生有很多過人的地方,也做了很多貢獻,但是現在這種追悼和吹捧方法完全不得其所,和當年紀念李慎之一樣,自曝其短。現在不談肯定方先生的地方,只想談談那些為了自己的目的哪壺不開提哪壺地評論方先生會繼續帶來的負面效果問題。因為活著的人還要為未來奮鬥。

首先是學者與政治關係問題。方勵之先生由於進了使館,並且也由於他個人判斷,先是不介入學生運動,而後躲進美領館而避開了共產黨的迫害。他從來沒有直接談過這個問題。而這點以許良英先生為代表,不斷地直接談論過這個問題。他的觀點是:其一,不介入是為了讓學生運動保持純潔性,不要受黑手控制。其二,他們是學者,不是搞政治的。Y君也接受了這個觀點。

這裡,在討論之前我首先要說的是,我們不能夠要求別的人,別的學者介入政治。許良英和方勵之在八九年政治形勢發展到達了一個關鍵時刻,需要有良知和勇氣的知識份子挺身而出的時候,由於各種原因無法或不願意出來,我們也無可厚非。可是,因為許良英先生說的這些自我辯護的論證言論可能會誤導歷史,推卸了知識份子對於本可以減低學生們流血的責任和努力,還把「逃避」說成是「承擔」,所以作為仍然可能成為歷史的承擔者的我們也就有責任來說一下了,以免在下一個歷史變化到來的時候重蹈覆轍,以免所謂再次「懦怯誤國」。

這就是我雖然給X君的信很簡短,但是我具體談了東德馬蘇爾的例子,我說,「你知道東德指揮家馬蘇爾嗎。他從來不問政治,甚至在東德享有特權。可八九年十月,發現當局要開槍,他就立即站出來警告當局,『如果你們膽敢如此,我們和你們沒完。』結果真的把當局的屠殺擋住了。

逃跑,膽怯是可以的,可就別論證了。實話說,倘若有幾個不怕死的知識份子,學生們就不必交出如此慘重的學費了。八九沒有死知識份子,死的都是學生、市民,這不令人深思嗎。那不是是否搞政治問題,而是歷史關頭的良知問題,勇氣問題,知識份子的責任問題。」

說到這個問題,我在這裡首先要說的是,有些東西,我的說法雖然是推論性的、推測性的。但他們都是至少在間接上有例證。我當然希望當時的事實不是如此,希望他們八九年沒有膽怯,但是在沒有得到證明前,我以為這樣的描述是有道理的。

對方勵之先生八九年進美國使館,有批評者認為這是謀大事卻惜身,而謀大事者,不能夠惜身。我認為,這個對他惜身的遺憾的說法,只是對於我們中國人的命運和歷史發展的惋惜。我們不能夠譴責批評人家「惜身」。然而,儘管不能批評,我們卻是可以客觀地描述。這個「惜身」使他錯過了成為歷史的承擔者,這個「惜身」帶給歷史和方勵之先生的是怎樣的一個悲劇。

我認為,方勵之先生進入美國使館,根據當時記述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到,不是因為他是學者,正在堅持他的研究,也不是因為他不願意介入政治,而是因為他害怕了、惜身了。這點當年美國大使和林培瑞的描述也都說明了這一點。他們寫到,六四開槍事件發生後,接到方勵之先生電話去跟他們談的時候,見到方勵之夫婦時,李淑嫻女士已經緊張的說不出話來,方勵之還好還能夠講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他們提出希望到美國使館躲避。

對於許良英先生始終不介入八九年曆史性的民主運動,我也有相同的看法。不是因為別的,是因為不敢,從而無法承擔。

對此,我曾經在九五年的文章中,談到恐懼心理和心理恐懼問題,其實談的就是我對許先生他們這些人的看法。這一點也是八九後我第一次和許良英先生之間發生的關於劉XX的爭論。我明確地在給他的信中慚愧地承認,自己因為在等獎學金的審批,在歷史時刻的六四,沒有能夠像他那樣回到國內,表示對於劉XX的推崇。此中當然也有對許良英他們那些人潛藏在心底的失望。許良英先生當即就批評我對他的推崇,認為他是扒手。我和他爭論了大約將近一年,後來劉XX在電視上作證六四沒有死人,我還為此向許良英先生承認錯誤,承認看錯了他。

我潛在地看到許良英先生他們因為恐懼,而不敢介入,絕非只是一種憑空的推測。因為我知道一九八三年反對精神污染那次,儘管運動沒有搞起來,但是許良英先生居然緊張的好幾天沒有睡著覺。它使我看到,他們不是英雄,卻要扮成英雄。

我研究生時的另外一個老師,戈革先生曾經多次談到「老許」的世故、謀略和膽略問題。因為這是老一輩的恩怨,所以每到這個題目,我從來不搭茬,也不願意多知道。然而,對此我有了更多的感覺。所以,對於八九年他們那批人的作為,我的確非常失望。

2.4 再談他們與政治的關係。單就許良英先生來說,他其實從來就不是個學者,即,他既不是個 Academic,也不是個Scientist,而基本上是個意識形態工作者——Ideologist。他大約就是因為進入了馬克思主義,為共產黨從事宣傳出身,所以一生也沒分清甚麼是學術,甚麼是意識形態工作。他從來都是在學界搞政治。他的工作也從來不是學術性的工作,而是意識形態性的工作。

對此,我可以非常肯定地這樣說。四九年到五六年他從事的是「黨工」工作,這是不可否認的。其中五二年到五五年他在中國科學院從事的工作是出版審查,所有的出版物都要經他簽字出版。一個典型的《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新聞部的工作。這期間他具體封殺了那些著述,他從來沒有具體地談過。正是這段期間,陳寅恪曾經幾次提到他的著作的出版遭到科學院的封殺,許先生與此有無關係,這是一個疑案。作為科學史研究,這是非常值得弄清楚的問題。

對此我還不得不遺憾的說,奧威爾一九四九發表了《一九八四》。可許先生那一圈子的人一九四九年後自己親手參與在中國創立了「真理部」,而且這一圈子人在思想方法、行為方式,行文習慣上幾乎終生沒有脫離「真理部」的特點。

五六年以及他被打成右派之後,他的所謂研究和翻譯也根本是為了批判地抵制資產階級哲學和哲學家。而他自己批判資產階級科學家的自然辯證法的具體文章毫無疑問不是學問,是意識形態,宣傳。

這裡必須要說的是,「自然辯證法」既不是學術,也不是理論,而是一種由中宣部領導的,為黨服務的意識形態!所有他八十年代以前的文章都是打棍子,大批判文章。八十年代後雖然不再像以前那樣打棍子,但是貼標籤式的方法依然是黨工式的方法和宣傳工作。他從事的還是政治。這一點也包括他在宣揚民主的時候,從事的從來都是意識形態工作。

這裡還要特別說的是,七十年代後他的兩個主要工作,一個是《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及所謂愛因斯坦研究,一個是《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這兩種書都不是學術工作。前者是一種意識形態式的思想性介紹,後者是技術為政治服務的介紹。其編纂方式和方法從沒有超出五十年代以來他們編譯的各類供批判參考讀物的方法和範圍。

由於這種文集編纂的目的就是為政治服務,為了一個政治目的,即便是後來在編寫那本二十世紀科技史的時候,加上了一些他們自認為為黨的改革服務,為所謂「民主」服務的傾向,可還是為了政治目的服務的思想參考讀物,而非為研究用的著述,更不是研究專著。

觀念論,意識形態用的參考讀物和學術讀物有著根本的區別。意識形態者的這種編纂可以隨意地節選刪節、組合,甚至加上大批判的註釋。基於這種思想觀念的參考作用,意識形態的參考作用,對於愛因斯坦,儘管他的母語是德語,很多作品原始是德語,翻成英語的愛因斯坦著述已經不是愛因斯坦的思維,而是一種解釋,可編譯者們根本沒有感到如果是學術作品就必須儘可能地從德語翻譯的必要。

我在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時候,就深感到如果我懂得法語就好了,就是因為在西方很多供研究用的文集中,原作者用的甚麼語言,在文集中就是甚麼語言。在論文的引述中也是如此,根本不能翻譯。只有非學術用的書籍才能翻譯,在德國,常有刪節編纂書籍的工作,但這都不是學術工作,大都是一些通俗書的作者所為。而對那些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者們,他們也不是為了研究愛因斯坦,而是為了參考思想,為了中國人的「觀念」問題。所以說《愛因斯坦文集》也不是學術文集,而是思想觀念參考讀物,是意識形態參考讀物,這麼說是不為過的。

對此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許良英先生二零零五年十月寫的回憶胡耀邦與《愛因斯坦文集》的關係的文章,題目是《懷念知識份子知心者胡耀邦》。這篇回憶真的是一個典型的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者對意識形態首領的關係的寫照,一個黨的宣傳工作者與知識份子或者說學者的根本區別的寫照。

一個真正的學者和知識份子不會對於政黨領袖,更不要說一位極權主義獨裁黨的首領,甚至可說是黑幫黨的首領有那樣的心態的,一個真正的學者和知識份子絕對寫不出那樣的文章。

所以一個畢生以宣揚政治觀念為職業的人,到八九年忽然以學者的身份為自己不介入歷史性的社會運動解釋,是不能夠讓人信服的。

2.5 這裡,我還可以舉兩個例子對比。我的妻子還學文的老師洪謙先生,那是一個地道的學者型的人,畢生不問政治,他在八九年的時候給學文的信非常明確,對年輕學生的支持態度也非常明確。以後我們會公佈這些信。

上面說的是,許良英先生給方勵之八九前後的解釋是不令人信服的。至於方勵之先生與政治與學術的關係,當然和許良英先生不一樣。他的確有自己的學術工作。但是他對於政治卻不僅是熱衷的,而且是非常積極的。很多時候他對政治的參與介入早已經超出了一個學者的範疇。這裡面包括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是對共產黨的認識,共產黨意識形態的認識,第二是他個人的性格。

在第一點,方先生一九八九年前基本上還是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思想的框架中,在這方面由於他自己專業和意識形態的衝突,所以他的確在七十年代末期後比許良英走的遠一些,但是究其根本沒有徹底走出意識形態的框架。這就是他五十年代中期早早地加入共產黨,五六年自投羅網,八十年代中期幾乎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並且還號召學生們加入那個早已經罪惡纍纍的政黨。

這裡又有一個對比的例子,北大外哲所的李德齊,他四九年前的地下黨,五六年右派,平反右派後,他和許良英、方勵之不同,拒絕從新回到黨內。而他在八九年學運期間積極投入,寫了很多大字報(八九年《爭鳴》雜誌曾經報導過)。我這裡之所以提出這個對比,一是正因為方勵之先生感到自己還是黨內的人,所以才有那個「勇氣、膽量」在八十年代做那些事情。二,這又是一個佐證,不問政治的學者們在歷史關頭的責任感。
歷史現象真的很奇怪,不問政的那個時候積極問政了,積極的卻袖手旁觀。

對於方勵之先生在八十年代,我在給X君的信中說到,「方勵之先生的啟蒙,本應該做的更深刻,更好。可他並沒有達到。他從來沒有對自己曾經入過黨反省過。可波普和弗格林年輕的時候,一接觸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立即就醒悟了,終生站在對立面。」

方勵之先生有才華和聰明,可他真的不是大「家」。他沒有波普、弗格林那樣的智慧,沒有凱斯勒、紀德、奧威爾、米沃甚那樣的敏感和反叛。在他的所謂啟蒙中始終還是沒有走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直到去世,他也沒有對他曾經加入過共產黨做出過徹底的反省!這問題是不能夠輕描淡寫的。

第二是方勵之先生的性格,他是一個十分愛好政治的人,在本可以遠離政治的時候,不必問政治的時候,他選擇的都是積極地過問政治,五四年,五六年,八十年代初期,乃至八九年初他的舉動都說明了這一點。所以最後以「學者」來解釋他在八九年逃離歷史性的政治運動,以及九零年離開中國的後二十年基本上不問政,是解釋不通的。

對八九年他遠離政治的解釋,如果不說他是謀大事,或者貶義地說出大風頭而惜身,至少可以說,他沒有足夠的責任感,足夠的膽略和擔當,而在歷史性的關頭選擇了逃避。我覺得在這裡用「逃生」這個中文成語是非常傳神的。

2.6 在歷史性的關頭,他們選擇了「逃生」。儘管他有權利做這樣的選擇,可這依然是為了「活」,是「逃避了責任」而得到的「生」。

既然是「逃生」當然是沉重的。因為你必須為此付出了人生所有其它的一切,信念,承擔,大義凜然……,只能夠「悄悄」地活下去!

方勵之其後二十三年完全和他此生前五十三年不同。他痛苦地在這個「逃生」的陰影下生活。這個痛苦只有他自己內心知道。這個逃生使他再也無法用「勇氣」生活,再也不能像「人」那樣堂而皇之地生活。他要顧及中國政府的反應,顧及美國政府的反應,顧及民運人士的反應,媒體的反應……那個八十年代叱吒風雲的人,八九年後活著則必須要看任何人的臉色,注意周圍的各種動靜。

我從他對美國人的怨詞中感到,從他進入美國使館起,在美國使館中的一年,他就已經飽嚐世態炎涼,受盡各類冷落。

「逃生」是殘酷的,它意味著除了一口氣,一口飯,其它一切人生的東西你都失去了。否則就不叫「逃」「生」了。

此後的二十三年,他唯一幸運的是和許良英先生不一樣,他有自己的專業,大約沉入,或者更直接地說只是躲埋頭自己的專業,是唯一可以獲得安靜的地方。

方勵之八九年後的二十三年是一個典型的人生的悲劇。一個有些才華的人的悲劇。倘若他沒有才華和敏感,他也不會到達如此高度後的「逃生」。

我也不覺得方勵之先生是個完全沒有「勇氣」的人,他曾經有過相當的勇氣,但是這一次卻在不知「甚麼」原因下選擇了逃生,正為此,他擁有的才華、敏感和「勇氣」讓他的內心不平靜,受煎熬。

余英時先生曾經敏感地考證出,陳寅恪最後二十年因為沒有聽從夫人唐篔的話離開大陸而終生感到對不起夫人,因此撰寫出感天動地的《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這讓我想到,方勵之先生最後二十年也是一本充滿人生五味的書。我以為,他一定也是充滿另一種陳寅恪式的懊悔,我相信這個「懊悔」,內心的困苦才能更顯現出他的才華、人性,以及為甚麼他是中國當代史上的一個不平常的人。

在評述方勵之先生的時候,我認為在當代中國,他有很多過人的地方,瑕不掩瑜。但是倘若集中在「瑕」上論說,我只能夠認為,那些如此為他辯護和吹捧的人,要麼是沒有感覺,沒有他那樣的才華和衝動,所以體會不到這種複雜的感受,要麼就是別有用心!

在這一點上,方勵之先生應該說不如,或者說遠不如魏京生。魏京生是英雄,他或許沒有那麼高的智慧,可他是英雄,他能戰勝膽怯,用自己的肩膀去扛地獄的門,所以他也戰勝了邪惡,直到如今他昂著頭生活,他的「豪氣」幾乎沒有幾個中國人能夠相較。

這是一個從鬼門關上走過來的人,一個從不曾苟且的人,所以他敢於批評任何他不同意的東西。

人生真的是殘酷,在生死的問題上居然也有「猜意鵷雛竟未休、不知腐鼠成滋味」!

祝好!

維光
2012-5-10

全文2013-05-28德國.埃森修訂

文章來源:《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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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網友 2013-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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