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5日訊】【導讀】真實的蔣介石雖然並非道德完人，也非聖人，然而卻不失為一個仁心有餘的正人君子，堂堂正正的英雄偉人。他的一生時而波瀾壯闊，時而波濤洶湧。本來他完全可以引領中國人民走出受列強欺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業。不幸的是，由於邪惡至極的共產黨惡魔的強力干擾，竟致壯志未酬身先死，以致大陸中國人民迄今仍真正生活在毫無法律保障，沒有自由，沒有人權的水深火熱，道德淪喪的罪孽深淵之中。
本書根據英美各大學歷史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的相關二十餘部專著綜合編譯 ，著重參考了日本中日關係專家Keiji Furaya的經典名著《蔣介石：他的生活與時代》，張戎女士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辛灝年博士之《誰是新中國》和美國專家喬納森之《蔣介石大元帥和他丟失的國家》與《一個偉大的強國興衰史》，及大量相關專題論文。作者在大量研究中日雙方歷史檔案及精研蔣介石眾多演說，信件，日記的基礎上撰寫了此部宏篇巨著，內容詳實，論據充分，立論客觀公允，是西方包括漢語世界研究中國現代史和蔣介石的權威經典著作。書中披露的大量真實史實，對還原蔣介石和中華民國史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接上期)
十八 孫中山「聯俄容共」
最早向孫中山建議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者是共產國際的馬林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赴桂林會見孫中山時提出的，當時中共所有的黨員一共只有四百二十三人。（注一）共產黨人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實際上最初提出此建議者是共產國際的荷蘭人亨得里卡（Hendricus Sneevliet）。
一九二一年底，經陳獨秀介紹，馬林到桂林找到正在忙於準備北伐的孫中山，此前馬林已會見陳炯明，但兩人話不投機；在張太雷陪同下，馬林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抵桂林（孫中山的北伐總部）。馬林與孫中山舉行了兩次長談，在場的有胡漢民，許崇智和其他國民黨要員。馬林建議：（一）重組國民黨，以便向全社會擴大其影響力；（二）建立軍校，以便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軍隊的基礎；（三）國民黨應與新成立的共產黨合作。馬林確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將是中國民族運動的主流，於是他建議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孫中山未作肯定答覆，僅是表示同情蘇聯革命，但懷疑適宜蘇聯者未必適於中國。馬林問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礎是什麼？」孫答：「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馬林再問：「為何你畢生致力於革命？」孫答「因為我愛人類」。馬林對此答覆感到迷惑不解，事後他對張琦說：「以人類的名義進行革命只能失敗，成功的革命必須建立在階級鬥爭基礎上。」（注二）
一九二二年一月，為對抗華盛頓會議，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遠東會議，列寧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國濤討論了國共合作事。中共在蘇聯的強壓下，提出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孫中山不接受。孫認為自已和國民黨是中國革命的唯一領導者，他並不想讓共產黨與國民黨平起平座，由於孫不接受共產黨以平等地位組成聯合，馬林被迫同意共產黨人不以共產黨的身份，而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
當孫中山被陳炯明於一九二二年八月趕出廣東轉到上海后，馬林赴上海再度會見孫中山並促使他用軍事手段，取代以宣傳和組織群眾運動重新奪回廣東的任何企圖。孫中山因對西方列強華盛頓會議的結果深感失望，開始考慮尋求蘇聯的幫助。馬林同年九月份向共產國際報告了這一新進展，基於這一事實，共產國際決定放棄扶持北方軍閥吳佩孚的努力，轉而扶持孫中山。馬林在蘇共黨報上發表了他的觀點，成為蘇聯對華政策的新起點。（注三）隨後蘇聯政府委派高級外交代表阿道夫越飛（Adolph Joffe）赴上海向孫中山保證：實現中國民族運動的目標可以依賴俄國的援助。（注四）
一九二二年八月越飛抵北京后即派代理人赴上海見孫中山，告知蘇聯擬幫助他開展他的革命活動。孫此時剛被陳炯明趕出廣東，急於獲得蘇聯的支持以實現其畢生奮鬥的目標。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一項特別決議，「由於工人階級尚未成為一支絕對獨立的力量，有必要與國民黨合作」故命令中共立即採取有效措施：「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共產黨本身必須保持其絕對政治和組織獨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成為國民黨的合作者。」於是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口號是「一切工作通過國民黨」！其決議稱「國民黨是民族革命的中心力量並應居於領導地位」。（注五）
蘇聯駐北京外交代一月二十六日發表《孫文越飛上海宣言》：（一）孫博士認為由於中國不具備共產主義或蘇聯體制的條件，不可能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二）阿道夫越飛（蘇聯政府）同意：「中國不存在建立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條件」，「中國主要和即刻的目標是取得民族團結和民族獨立」。（注六）（三）雙方同意：「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均不得引進中國，蘇聯不得鼓動外蒙古獨立，蘇聯不得在外蒙古駐軍」（即『聯俄』的前提條件）。「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如果共產党參加國民黨，要赤化國民黨、赤化中國，我就將反對共產黨，就將反對蘇俄」 （此即『容共』的條件）。（四）蘇聯承諾向孫中山提供二百萬金盧布和武器援助。
該宣言表明孫中山反對共產主義反對階級鬥爭，其容共的前提條件，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而非與共產黨員名義加入國民黨，更非國共兩黨之間的平等合作。據說當年的蔣介石相當激進，他於一九二四年說：「沒有共產主義的三民主義是假三民主義，沒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是假的國民黨」（注七）。但此說吾以為此說依據不足，因為蔣從莫斯科考察歸國后，對蘇聯政治體制有明確清晰的否定性結論。
儘管列寧嘲諷孫中山「無與倫比的處女般天真」，他的顧問卻明智地認為孫中山的國民黨最終會成為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注八）。於是列寧決定採取「三叉」政策：（一）派共產國際代理人進入中國組建中國共產黨（一九二零年）；（二）蘇聯政府放棄沙皇政權從中國取得的特權，並派外交代表到北京；（三）派共產國際和蘇聯外交代表說服和促使孫中山接受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並接受蘇聯援助。（注九）鮑羅庭評價孫中山：「非常遲鈍，他對政治問題的判斷力非常差。他經常用一種大街上行人的簡單方法理性。他自認為是英雄，其他人則是暴徒，他僅是一個樂觀的小暴君。」孫中山稱國民黨有三萬黨員，但僅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積极參与者。然而孫中山是國民黨的唯一核心，擁有獨特的能提供合法性而軍閥們所不具備的民族主義觀念。」英國駐華總領事基勒斯（Bertram Giles）認為孫中山「有朝一日，如果他活著的話，他將統治全中國，他是狂熱，執著，不可預測的；依我看他是一個麻煩人物，但是在他的靈魂深處有偉大的種子。」（注十）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孫中山回到廣州，此時陳炯明已被趕到廣東東部。孫中山自已沒有軍隊，依靠廣西雇傭軍，每月支付他們三万五千元，但雇傭軍仍然偷商店，設賭局，開妓院，販毒品。一個對中國人素有好感的美國旅遊者哈里（Harry Francke）說：「中國沒有任何一省比孫中山和他的軍隊控制下的人民過的生活更悲慘，它或許是中國管理最差的城市。當局強制富人借款，對一切東西均加附加稅，全市有八百家鴉片煙館」。
蘇聯政府派鮑羅庭（Micheal Borodin）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抵達廣州，他並非國民黨邀請，而是蘇聯政府主動委派，給孫中山的介紹信稱：「我黨最老的一名黨員，有多年革命運動的經驗，蘇聯永久和負責的代表。在他的指導下事情進展將極大加速。」（注十一）鮑以羅斯塔通訊社代理人（Rosta News Agency）的身份抵達廣東，他是作為蘇共政治局的代表，而非作為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他的確切任務未定義，主要是重組國民黨並向國民黨注入生機；隨即成為孫中山的顧問，孫中山與鮑羅庭一開始便相處甚歡合作良好。鮑說服孫，國民黨應改造成一個有紀律的黨組織，並由一個強有力的群眾運動在後面支撐。孫接受了鮑推薦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嚴格黨紀，重組國民黨成金字塔結構，中央執委會在最高層，同時堅持他的『三民主義』。（注十二）鮑羅庭基於國民黨與蘇聯和中共合作，起草了一份國民黨新計劃，並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
結果，國民黨被改造成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粗糙的複製品。引進了布黨的煽動宣傳術，創建了一支有國民黨觀念的軍隊。一九二四年五月由蘇聯出資金和軍事顧問，創建了黃浦軍校，蔣介石任校長，廖仲凱任黨代表（廖於一九二五年八月被暗殺，由鄧演達繼任軍校黨代表；據稱胡漢民和許仲青（Hsu Chung Chin）涉嫌，鮑羅庭令兩人出國），汪精衛成為國民黨主席和軍委主席，周恩來任政治部副主任。蘇制武器源源不斷運到廣東。鮑羅庭非常器重蔣介石，鮑說：「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所有的人均必須服從蔣介石將軍」。（注十三）蔣介石常在軍校大會上說「孫中山指示我，鮑羅庭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有關政治問題，他的意見應當接受。」「蘇聯同志對我黨是真心實意的，你怎麼能說鮑羅庭是一人專制呢？」（注十四）
十九 「聯俄聯共 扶助農工」的騙局
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即公然欺詐：「中囯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聲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這種三民主義即是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的三民主義。在新的國際國內條件下，離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義。」（注十五）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在「與英國記者貝特朗的談話」中，含糊地道：「…我們同意以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其遺囑，作為各黨派各階層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但這個綱領至今沒有為各黨派所承認，首先國民黨還沒有承認發布這樣一個全部的綱領」。（注十六）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在「中囯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文中誓：「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地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我們認為，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應當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注十七）
一九八一年，日本中日關係研究專家Keiji Furaya 在《蔣介石傳》中便明確指出：「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吳玉章在武昌主持一個反蔣群眾大會，鄧演達和郭沫諾的反蔣文章登載在武漢報紙上。此時鮑羅庭和共產黨開始泡製「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扶助工農」，說是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注十八）一九二七年春，鮑羅廷在武漢中共機關報「英文版」《人民日報》上，首次公開提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宣稱它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
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在一九九一年也已指出該所謂新三民主義純屬中共欺詐的產物。辛灝年先生在《孫中山與共產黨》中論述道：
台灣著名現代史學家李雲漢教授指出：「孫先生全部言論和國民黨歷次的宣言、決議案中，從來沒有「三大政策」一詞，孫在世時，共黨不敢提出這一偽造的名詞。這一名詞最早出現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共上海區秘密通訊第七號：「承認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 大陸陳錫其教授在《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是日後總結的提法。」黃彥教授認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
一九零五年十一月，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作為中國國民革命的思想理論基礎。一九零六年八月，香港《中國日報》介紹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開始簡稱「三民主義」。孫中山一生演講論著三民主義數十上百次，從來僅談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 一九二四年春，在「聯俄容共」后，孫在廣州作《三民主義講演錄》，仍是「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
『聯共』一詞最早出現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陳獨秀汪精衛上海聯合聲明中。孫中山「聯俄容共」的真實意圖表述得清楚明白：「由於中國不具備共產主義或蘇聯體制的條件，不可能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均不得引進于中國」；「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如果共產党參加國民黨，要赤化國民黨、赤化中國，我就將反對共產黨，就將反對蘇俄」；孫說：「我肯定可以利用蘇聯體制最佳的特點，同時放棄其邪惡的一面」。（注十九）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孫中山強調：「如果陳獨秀不服從我黨，他將被開除」。（注二十）
蘇聯方面同樣十分清楚聯俄的含義與底線：鮑羅庭說「中國遠未準備好共產主義，從摩天大廈到人力黃包車的比較，中國至少落後時代一百年」。越飛說：「蘇聯令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唯一目的是完成中國的民族革命」，他解釋說「唯有孫中山的三民民主義可在中國適用，共產主義決不適於中國。」
孫中山因急需要蘇聯的財金和軍事援助而聯俄容共，孫中山自信有能力控制國民黨內的共產黨。部分是基於他對蘇聯意圖的理解，部分是因為他對中共瞧不上眼。他認為俄國之所以欲與國民黨合作是因為國民黨是中國唯一能夠實現反帝國主義的政治團體。孫中山富有長期革命鬥爭經驗，當然深知國共合作僅是權宜之計，日後，俄國會支持共產黨，以實現革命的高級階段。但共產黨還很弱小，人數力量微不足道，充其量僅是一種潛在威脅而非現實危險。而孫中山太需要俄國的軍事和武器裝備援助了。孫中山不能讓將來可能的威脅，干擾其現實的目標，而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黨的聲望也足以對抗共產黨，因此不必害怕共產黨。
因此，所謂孫中山將他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改成「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之說，純屬在孫中山死後，中共和鮑羅庭及毛澤東強暴孫中山精神意志的政治陰謀。毛澤東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間仍不敢公然欺騙，但四個月後即開始公然欺詐，中共的欺騙一以貫之，以致直至今天仍有餘傑，李劼，楊天石等文人仍上當受騙而不自知。
注 釋
【注一】 Dick Wilso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Weidenfeld and Nicolson(Academic) London, 一九九一)p.六。
【注二】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三二.
【注三】 H.Maring, 「Die Revolutioner Nationalistische Bewegung in Sud-China」 Die Kommunistische Sept 十三,一九二二.
【注四】 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 五四零.
【注五】 Hua Kang,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chap.vi.sec 一.
【注六】 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五四零, Quoted 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九三八, 一九六一) p.六二.
【注七】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一九一七-一九二四(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一九五五) p.二五.
【注八】 李劼在「孫中山上斷改良下啟國共之禍」文中稱：「孫中山翻來複去地折騰到最後，終於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蘇聯的列寧同志。與日本人當年的親袁疏孫相反，列寧對孫中山讚不絕口，彼此一拍即合」。 「從建黨到軍火，從組建黃埔軍校到請來蘇聯顧問，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相應地改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南郭點評：李文很有瞎編亂造的味道，諸論與史實嚴重不符。是蘇聯主動多次找孫中山，列寧僅是建議孫中山改造國民黨而非建黨；列寧嘲諷孫中山「無與倫比的處女般天真」何來讚不絕口？孫中山從未改變三民主義的內容，「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所謂新三民主義完全是包羅庭和中共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後偽造強暴孫中山意志的欺騙謊言。
【注九】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一九一七-一九二四(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一九五五) Quotation p.二二. also 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一六二零-一九六零( Penguin Books, 一九六九,一九八零).p.一八五.
【注十】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二零零四) P.六四.
【注十一】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一九一七-一九二四(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一九五五) Quotation pp.二四三-二四四.
【注十二】 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Day,一九三四) pp.二七零-二七二.
【注十三】 Tang Leang-Li, Inner History, p.二三四.
【注十四】 Wu,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Alliance, p.七六六.
【注十五】 有關毛澤東的公然欺騙，辛灝年先生在《孫中山與共產黨》的演講中作了細緻的論證。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囯共產黨」《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六八年，第六一一頁。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在「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文中，再次宣誓：「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第三三八頁；一九四零年一月，毛在《新民主主義論》說：「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第六六一頁；為了將鮑羅廷偽造的新三民主義「合法化」，毛開始攻擊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偽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時代。此前，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第六五零頁；毛還胡編：「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以前的三民主義，乃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乃是過時了的三民主義。」第六五四頁；毛澤東的謊越撒越離譜，乾脆悍然「弄假成真」、「去真存假」：「…這種新時期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假三民主義。」第六五零頁。
【注十六】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六八年，第三四八頁
【注十七】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六八年，第二三九頁
【注十八】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九九
【注十九】 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Day,一九三四) pp.二六七-二六八.
【注二十】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三七.
此文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七日做了修改
（待續）
文章來源：百家爭鳴【郭國汀律師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