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0日訊】到紐約金融區聲援“佔領華爾街”運動，並打出“佔領北京”標語的一群華人表示，之所以提出“佔領北京”，是因為中國的專制和奴工體系才是造成今日西方社會困境的根源。只有中國改變制度，才能解決全球面臨的問題。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今天我們到這裡來，是因為我覺得美國人民出於對自己國家的熱愛，出於對於現在問題的憂慮，他們希望美國政府和美國社會各界能夠解決現在的問題、重視現在的問題。我覺得其實美國現在的問題不僅僅是美國的銀行系統或者是經濟出了問題，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國現在存在的專制和集權導致了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現在面臨的危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的民主國家總結一百多年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經驗和教訓，已經摸索出了一套管理國家經濟，建立一個人道主義的經濟，包括像工會和勞資談判機制，包括福利國家的一些政策，包括建立社會安全（保障）系統，通過這樣的一些措施，西方社會本來已經建立了一個比較成熟的社會，也就是因為這樣的一種優勢，使得他們在與共產主義集權國家的競賽中能夠勝出。
但是，冷戰結束後，共產黨的國家突然垮臺，導致新的全球化進程中，像中國，當然除了中國以外，還有一些別的國家，但中國毫無疑問是最大的，最重要的一個國家，它們帶著勞工體系，這種奴工的勞工生產體系進入了國際市場，用他們非常廉價的產品使得西方現在的整個經濟面臨一場危機。
在十幾年前西方辯論要不要中國在不改變制度的時候成為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一員的時候，當時很多人認為，如果中國能夠進入這個體系，他們能夠在這個體系中被改造，但是，現在西方世界面臨的困難是，中國進入這個體系之後，不但西方沒有辦法改造它，而且因為它廉價產品，特別是奴工式的廉價產品導致西方社會面臨艱難的選擇。
西方要麼重樹貿易壁壘，因為在一種劣幣逐良幣這樣一種奴工產品的競爭下，西方現在沒有辦法維持現在的這樣一個體系，要不然他們就要拆掉福利國家，把社會安全（保障）系統打掉，再一個把勞資談判機制取消掉，也就是把二戰以來取得的社會經濟的進步取消掉，以便來跟中國競爭，要不然就要聽憑他們的製造業，聽憑他們的投資，聽憑他們的工作機會轉到中國去。
從這個角度說，我覺得西方資本主義的危機並不是他們的制度本身的危機，而是因國突然有一個極權專制制度進入他們的市場之後，給他們造成的麻煩和危機。如果美國有一個州允許使用奴工制度，這個州毫無疑問可以把其他四十九個州給擊敗，但是因為美國建立了自己的法制，他們不可能這樣做。
但是中國因為它有一個主權，西方沒有辦法讓它解決這個問題，所以今天中國的人權問題，已經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人權問題，已經關係到了整個人類二次大戰以來取得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進步能否保留的問題，如果中國不建立民主，如果中國不解決人權問題，那麼整個西方的民主和市場經濟都會面臨很大的危機和挑戰，這是我要說的第一個信息。北京是現在西方民主市場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的主要根源。這個根源不去掉，他們不可能讓自己的政府解決問題。
你找不出美國的一家大公司在中國沒有投資，沒有辦廠，你找不出美國一個有名的品牌，（除了那種高科技，）在中國沒有它自己的利益。當時一個老闆在為自己辯護，說你們為甚麼把工作機會弄到北京，他說，我告訴你，我可以肯定的說，現在的美國，如果一個大公司它說它在北京沒有廠的話，要麼它就是正在辦廠，要麼它就是已經要倒閉了，也就是說，中國的奴工制度把全世界的製造業，那些管理者，我覺得不怪他們，因為他們為了維持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他們必須要這樣。
美國的最惠國問題，從89年持續到了98年，持續了十年，美國人已經在付出很大代價，年年付出經濟上的利益，想希望中國有個變化，但是在這個變化到來之前，他們的人民也要工作機會，需要發展，需要賺錢，所以他們走了今天這一步，我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們走到這一步，最後也把自己帶入一種困境。這件事情，我覺得只有第四條路，就是改變北京的集權體制，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有尊嚴的生產體系和社會體系，然後北京和其他國家才能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同一道德水準上進行競爭，這樣全球才能分享發展的果實和機會。
否則的話，北京先是在中國國內剝奪了大眾的發展機會和果實，接著又到美國來剝奪。當然，我覺得華爾街在裡面確實充當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也許他們在美國的很多行為是可以，但是他們在跨國中的一些行為，其實就是跟中國的一些老闆，鑽了兩個國家的制度的一些空子一樣，其實西方的一些銀行家也在鑽兩個國家制度的空子，所以規避了西方民主社會對他們的管理，造成了今天這個問題。
那有人說，製造業、投資，或者工作機會到中國難道不好嗎？你這樣是不是損害中國人民和中國的利益？我說，不是，為甚麼呢？這樣一個大規模的製造業、投資，還有工作機會的轉移，並沒有給中國造成甚麼幸福。確實，少數的權貴，在這個過程中發了財，他們顯得很富有，他們的生活非常腐敗和糜爛，但是多數的老百姓並沒有公平的分享發展的機會，沒有公平的分享發展的成果。
在中國，在過去的十七年中，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發展中間，中國有1.4億的農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土地被強制征收走了，中國在過去五年中，有16810個礦工在這樣野蠻的奴工制度中失去了生命，中國在過去一年槍斃的死刑犯超過了其他國家總和的三倍以上，現在北京一個居民平均的年收入只能買0.56平米的房子，也就是只有6平方英尺的房子，但是中國現在有6400萬套房子在那裏閑置，是那些權貴買在那裏等著炒作房子。
中國的資本主義實際上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為甚麼呢，如果你反對華爾街的金融機構，世界上最大的三家金融機構就在中國，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這三家銀行是世界是最大的金融機構，同樣呢，最壞的資本主義，最野蠻的資本主義，最腐敗的資本主義和最不公平的資本主義，都在中國。
所以，我想告訴世界的第二個信息是，我覺得現在解決中國的人權問題，解決民主問題，已經不僅是中國人的福祉問題，也不是西方對中國人的一個道德關懷問題，而是關係到將來全球是向著自由和民主，讓每個人更安全、更尊嚴的生活呢，包括西方民主國家呢，還是讓中國這樣的一個奴工制度、專制制度吞併整個世界。
全球各種各樣的（力量）應該聯合起來，首先是中國人要聯合起來，但是一個事實是，現在中國共產黨嚴密的控制著各種信息，控制著各種各樣的渠道，中國現在沒有辦法討論這些問題，儘管幾乎所有的中國人，包括共產黨內的高官都討厭共產黨，不喜歡共產黨，但是他們現在沒有辦法討論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要利用西方民主自由的制度平臺來討論這些問題，佔領北京的概念，首先要讓自由的信息，讓各種各樣的觀點能夠去佔領北京，北京現在在封鎖這些，在試圖阻止這些，我們就是要突破這些。
第二，就是要讓各種各樣的力量能夠進入北京，讓西方社會，全球國際化的機構，還有中國人都要行動起來。
但是，最主要的，儘管我們在這裡舉牌，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中國人自己行動起來，如果中國人自己不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誰也不能替中國人解決問題。
儘管北京所存在的奴工制度和專制制度給人類造成了災難，包括我們今天在抗議的人，實際上在我看來抗議的是北京，不是西方的制度，而是抗議的是北京的制度。
儘管這樣，他們畢竟是次一波的受害者，而北京治下的中國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才是最直接的受害者，而且在這些國家中，由於他們有民主制度，他們還是可以用各種方式減少一些損失，在北京的治下，是沒有任何方式的，因為共產黨這個權貴集團，只關心用暴力維持穩定，在穩定中去發展自己的特殊的腐敗利益。
今天，有一批中國人也站在了華爾街，在談論佔領華爾街的問題，在談論北京的問題，你敢不敢報導？因為北京的報導到現在為止都是在曲解事實，歪曲在華爾街真正發生的問題，歪曲西方世界發生的問題。
當然有一些是他們認識的短見，他們不一定認識到我剛才所說的這些機制。但是我剛才說的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北京的奴工制度，不僅給中國人民，而且給整個世界帶來的災難性困境的話， 這樣的一個觀點，實際上在十年前，中國的一些學者，比如像秦暉啊等等，就已經討論了，今天這些後果終於已經顯現了。
我今天想說，北京呢，你如果真的是公道的話，你如果是真的是開放的話，你就應該把我今天講的道理，把跟中國人都有直接關係的這些告訴中國人民，我覺得北京不敢。
今天所圍繞匯率的這些問題，我覺得都是皮毛，你把人民幣匯率再漲上去，你讓北京再打開幾個產業，只要北京它用黨控制，所謂北京的三大銀行我們都知道，是國家銀行，它是國家的財力在支撐著，在擔保著，再有，它是黨在直接管理和領導著的銀行，你跟它是沒有辦法競爭的。
只有北京改變制度，才能解決全球面臨的問題，我覺得他們早晚會認識到這一點，但是到那時他們可能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應當建立起一個讓我們有尊嚴、有安全、有權利、有保障的、有正義的一個社會，這是我們中國人的責任，現在在一個全球化中，當我們看到美國人民由於我們國家那麼一個悲慘的制度也在受各種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感到，這已經是一種世界性的責任了。
新唐人記者曾錚紐約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