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0日訊】在台北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巴拉卡山區，有一處背山面海風光秀麗的去處，這就是民國元老於右任的墓園大屯山，值此辛亥革命百年之際，老先生已經長眠於此凡55年矣。這裏不但有牌樓、石匾和石獅，還有孫科題字的涼亭「仰止亭」。「仰止」出自《詩經•小雅•車轄》，原文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孫科想必是取意于鄭玄的解釋：「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由此看來，以此命名是恰如其分的。
通觀于老先生的一生，這樣的評價極為妥貼。做為一貫以儒道中人自居的于右任先生，畢生憂民於水火的同時，又親身投入到救國救民的革命實踐中。但歷史有其固定的路徑，它一路倔強的前行，並不以一個人的良好意願為轉移，更多的時候留給人的只能是無盡的憂思和浩嘆。以此觀之，55年前于右任在彌留之際的複雜心情就可想而知。但他當時的絕筆《國殤》，被人解讀為僅僅是抒發鄉愿和對國家分裂的憂慮，卻是值得商榷的問題。
做為一代詩人，他最后的一首詩應該是最能表達其一生心跡的。1964年11月10日，于先生在台北謝世后，他那首被當時的愛國者們解讀為愛國詩作的《國殤》發表，這首詩是他詩歌生涯的絕唱，讀后其悲愴哀婉的家國情懷便躍然紙上：「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在此，如何理解老人所謂的「國殤」，是認識這道詩詞的關鍵。其實，老先生所謂的國家與當時大陸人所謂的國家並非一個概念。早在1909年，他就在《民呼日報宣言書》中指出：「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護人民之責，人民亦有監督政府之權。政府而不能保護其人民，則政府之資格失；人民而不能監督政府者，則人民之權利亡。」由此看出，老先生的所謂的國家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人民是國家的核心元素，國家、政府和人民的關係在其可謂瞭然于胸了。對國家這個概念的不同認識，也決定了對老人這首詩表露的心跡會做出不同的解讀。由此，這裏的「國殤」就尤其值得考究。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于右任生活在一個在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跌宕起伏的年代，在風雲變幻的血雨腥風中，他是一個見證者又是一個參与者。可以說，他一生中最平靜的時代是國民黨敗退東南孤島的這十五年，儘管這十五年兩岸仍然處於劍拔弩張的不確定狀態中，但相對而言卻是他最穩定的時期，也極有可能是他思想的收割時代。做為中國近現代報業和新聞事業的先驅，著名詩人、政論家，沉雄博大的一代書法大師，中國民主革命的鼓動者和參与者，他有多少欲言而不言的，欲行而不行的反思和主張，這所有的一切倒是囿於環境所迫，最后不得不成為老先生軀體的殉葬品了。因此，一些附庸猜測和強加於人的臆想就成為那個時代的權威的解讀，這多少是對他老先生的不敬，而過了50多年后，我們有必要重新進行解讀和探究。
現在讀到老先生的《國殤》，我彷彿感受到了一位曾投身革命的智者被革命的戰車裹挾后的無奈與痛苦。這種痛苦的根源是時代賦予的，因為彼時的世界已經不需要建設者，到處充斥和鼓噪著的是不斷推倒重來的革命。而砸碎舊世界的方式和手段則是各色革命家們不屑於思考的東西，不擇手段地實現推倒的目標乃為所有舉事者共同的行為方式，成王敗寇才是革命的元規則。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家與野心家沒有概念上的區別，有的只是表述和傾向上的不同，這取決於一個人所處的位置，屁股決定腦袋才是普遍的現象。
當然，囿於時代的局限,對任何一個開動了戰爭機器的人，將他們都打進人道的冷宮並不公允，革命家的原罪其實是革命的代價，但將這個代價做為贖買天下的成本，將國家置於個人的名下,這才是罪惡滔天的竊國者和強盜行為。由此看來，能夠在得天下后實現革命前的承諾，這樣的革命家才能稱其為革命家，否則就是徹頭徹尾的劊子手和竊國大盜。而在60年代的中國大地，俯瞰白色恐怖的孤島和餓殍遍野的大陸，這樣的革命家並未出現，革命的成果在無休止的革命過程中成為未解之迷。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做為一生憂國憂民並努力找尋國富民強道路的老先生，就真的是對自己投身的革命有點懷疑了。按照先生對國家的理解，失去民心的國家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國家，如果一個國家已經沒有人民這個靈魂，難道這不是國殤還是什麼？
由此觀之，過去在特定國家意識形態下形成的對於老先生的很多看法是值得懷疑的。有一種看法是，老先生是被挾持去孤島的，這種看法就多少有點討人閑。這種說法的目的在於討好於大陸上的新政權，其實質是對老先生人格的褻瀆。須知，想不被挾持的話，老先生的「退堂鼓」何必打的如此滯后，由此看來，這種說辭還是對他老人家智力的褻瀆。當然，如果於右任選擇了留在大陸的話，卻極可能是不明智的選擇，不僅性命堪憂，還有晚節不保之虞。在取義與偷生這二選一的殘忍遊戲中，必然是一個艱難的決擇。最可能的是，他在理想和親情的痛苦煎熬中游移不定，畢竟他的妻子和家人將面對生離死別。
于右任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這位清朝光緒年間舉人，因刊印《半哭半笑樓詩草》譏諷時政被清廷通緝，后加入光復會和同盟會。1907年起先后創辦《神州日報》、《民立報》積極宣傳民主革命。《民立報》誕生於清王朝垮台前一年，它第一個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在辛亥革命勝利之際，于右任以「騷心」的筆名發表了在《民立報》上發表了《長江上游之血水》，其情溢於言表：「秋風起兮馬肥，兵刃接兮血飛。蜀鵑啼血兮鬼哭神愁，黃鶴樓頭兮忽樹革命旗！」彼時的于右任看到的是一個充滿希望的中國，他描述的「蜀江潮接漢江潮，波浪彌天矣」，正是他百年前在曙光初露時表現出的浪漫情懷。但此后政局走向則令其大失所望，這種失望一直伴隨他走完人生的終點，最后隨著一篇《國殤》戛然而止。
哀莫大於心死。面對一個看不到前途的國家，一生尋求救國救民道路的于右任卻無法瞑目，因為國家在他的心中已經不存在了，它不過是個沒有靈魂的空架子。屈原在《國殤》中有：「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據戴震《屈原賦注》：「『殤』之義二：男女未冠笄而死者，謂之『殤』；在外而死者，謂之『殤』。『殤』之言傷也。『國殤』，死國事；則所以別於二者之殤也。」看來，屈原的《國殤》是一篇憑弔烈士的祭文。由此想到，對不久將別於人世的于右任，他的《國殤》是否亦有此意呢？這是否是對革命破產后一種憑弔和追悔？回顧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歷史，猜測彼時老人的心境，我想到了兩首唐詩，一為曹松的《已亥歲》：「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另一個是張蟲賓的《吊萬人冢》：「可憐白骨攢孤冢，盡為將軍覓戰功」。是的，我們往往真不知道，我們所謂的繼承先烈的遺志，看到的原來是悚目驚心的背叛。由此觀之，于先生做《國殤》時，也許是這種心情揮之不去后的心情使然吧。
明天將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此刻，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正在北京隆重舉行。在這次會議上，國家領導人高度評價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並回顧了辛亥革命100年來中國人民的奮鬥歷程，指出了新形勢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但開啟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政治遺囑依然縈于耳際：「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由此看來，我們似乎還在路上，如何突出重圍倒是一個永恆的話題。
此刻，我不禁想到了一首80年代的歌曲《心愿》，這首歌詞無疑是淺薄與深刻的複合體，拆解后用來描摹當下的現實卻絲絲入扣：「翻身的土地爭奇鬥豔」是一種虛幻的現實，「坎坷的道路汗浸血染」是歷史的追憶。當然，「沉重的翅膀訴說艱難」應該是對當今改革的現實描述，而「不朽的永遠是信念」只能是洞若觀火的無奈了。
適值辛亥革命百年慶典之際，遙想于右任老先生從高歌「蜀江潮接漢江潮」的激情浪漫，到行將就木時的「國有殤」，這種巨大的情緒跳躍中不值得我們深思么？遍觀宇內，人民何在？看來，我們用什麼來回應老先生的生死眺望，這才是當下對辛亥革命百年最好的紀念！
於2011年10月9日
文章來源：《新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