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7日訊】在前「世界貨幣基金」總裁卡恩的「性侵案」吸引世人眼球之際，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被公審。從美、法兩國民眾對卡恩案的不同看法，到中東人對穆巴拉克被關進籠子受審的反應，可以看出美國、歐洲、中東三地法律的差異，而這些差異的背後，反映出的是個人權利、人類文明等重大值得探討的問題。
從大的輪廓來看，中東的法律屬於東方體系，跟中國比較接近。對比來看，美國等西方法系強調「法治（Rule of Law）」重視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的管理者不凌駕於百姓之上。而中國等東方體系強調「法制（Rule by Law）」，雖一字之差，卻有本質不同；法制，是由統治者建立一套法律規定，以此管制老百姓，成為人治的工具。所以中國古代的司法機構叫做「刑部」，是負責「上刑」拷打的。但「刑不上大夫」，也就是說，統治者可以不受法律約束。這就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有了根本的不同。
如果從這次卡恩案的處理和穆巴拉克被關進籠子做個比較，可以大致列出一個光譜，最右邊的是埃及把人關進籠子，最左邊的是美國的無罪推論，法國屬於中間偏美。
在法庭不開口才是法治
為什麼說埃及把人關進籠子是最極端，因為它最體現跟「無罪推論」的法治原則的對立。埃及這次把穆巴拉克關進籠子，並不是要特別羞辱這位前總統，而只是沒有給他特殊待遇而已。在埃及，只要涉嫌刑事犯罪，就要被關進籠子裡受審。這等於是「有罪推論」，把人像動物一樣先關在鐵籠子，案子還沒判，當事人的權利和尊嚴，就都被剝奪了。而中東人對此習以為常。
那麼美國和法國同屬西方法律體系，為什麼法國被劃為中間偏美，而不是跟美國一樣呢？關鍵也是在這個「無罪推論」原則的實現上。
在美國，刑事嫌犯在法庭可以不開口，因為按照無罪推論的原則，他是無罪的，所以他不需要為自己辯護。只需要檢方提出證據，證明他有罪。然後由他的律師（無錢者政府提供律師）反駁檢方指控。而被告律師只需攻擊檢方提出的證據，不需涉及其他。
我們在卡恩案上看的很清楚，卡恩從頭到尾在法庭一言不發，他不需講話，因為在沒判之前，他是「無辜的」。證明一個人有罪可以提出證據，但要求一個人證明自己無罪，一定是困難的。所以從保護個人權利出發，美國的法律也規定，被告可以沉默。美國在六十年代制定了一個著名的「米蘭達規則」：警方抓獲刑事嫌犯時，必須在第一時間告訴他，你可以保持沉默，等你的律師；如果你現在說什麼，會造成對你的不利。如果警方不這樣明告，就屬違反「程序正義」，檢方辦這個案子就困難了。
最充分地保護個人
在卡恩案爆發之際，美國還有個更引人注目的大案，是佛州一位年輕母親涉嫌殺害自己女兒的凱西案，這個案子像當年橄欖球明星辛普森的涉嫌殺妻案一樣引起全美關注。從這個案子更可看出，涉嫌殺女兒的母親坐在法庭，七十多天審理，一句話都不說，只是她的代理律師跟檢方對辯。而被告律師只需對檢方提出的指控反駁成功，案子就能打贏，不需另辟途徑證明自己無罪。此做法充分體現美國的「證據第一、無罪推論」的法治原則；這種原則的背後，是「最充分保護個人權利」的精神。
而歐洲一些國家，跟美國有所不同，刑事嫌犯在法庭必須說話，他們的邏輯是，如果你認為自己是無罪的，那為什麼不為自己辯護呢？並認為你有責任提供證據，所以要求「嫌犯」必須開口。如果卡恩案發生在法國，那他就必須回答，怎樣發生性侵的，細節如何等所有檢方提問。
這兩種法律觀念，明顯是美國這種更體現「無罪推論」的法治原則，更保護「個人權利」，更符合「程序正義」。當一個人成為刑事嫌犯時，他面對的是代表國家的檢方指控，雙方是完全不對稱的：作為國家代表的檢方有巨大的權力和能力，而被控一方，是已失去人身自由的個人。所以，美國的法律設計是：更保護這個相對弱勢的「這一個人」的權利，而限制和防止檢方（代表政府「一群人」）的可能的濫權。
哪國陪審員制度更可取
美法體系的另一個明顯不同，是陪審員的裁決制度。雖然兩國都是採用最具優越性的陪審員制度（更相信12個普通人的常識，而不是1個專業法官的判斷），但在裁決時，標準卻不同。在美國，必須是12個陪審員全部同意，才能形成裁決；只要有一個人不同意，就不能給嫌犯定罪。而在法國，雖然也是12個陪審員，但卻採取多數裁決制，12人中只要有8個人同意，就可定罪，而不需要像美國這樣全票同意。
這兩種制度的設計，顯然重點不同，美國的設計是，寧可（如果有一個陪審員不同意）放掉罪犯，也不可錯判（殺）一個。用全票的常識性判斷，來最大限度地減少誤判、誤殺的可能性。而法國的模式，為了不讓任何一個罪犯逃脫，則增大了誤判的可能。
那麼這兩種模式，哪一種更體現無罪推論、保護個人權利的原則呢？當然也是美國這種。這在美國近年的兩起轟動全國的大案（辛普森案、凱西案）都有明顯的體現。這兩個案子，從一般常識來判斷，當事人都極可能是「殺人犯」。但是從無罪推論的法治原則，又都沒有實質性的證據，而且辛普森案還有違反「程序正義」的瑕疵，所以，最後兩個案子各自的12名陪審員，都一致作出「無罪」的裁決。連美國的法律專家也承認，這些普通人的「常識」，超過那些法律專門家。而選擇誰做陪審員，還得經被告律師選擇或同意，這更增加了陪審員不被政府檢方挑選、左右的可能，也就更保證了案子的公平審理，嫌犯的權利得到更大的保護。
個人權利vs.群體利益
表面看，這只是美法兩國判案的方式不同，但實際上它反映的是兩國的立國根本之不同。同樣在十八世紀，前後腳美國發生獨立戰爭，法國發生大革命。兩場都是「革命」，兩個國家卻走了不同的方向：美國建成憲政民主國家，成為自由世界的旗手；而法國大革命卻用「斷頭台」斬掉了民主法治前景，直到今天法治仍不夠完善。為什麼發生這種不同？這就跟是不是保護個人權利有直接關係：
美國《獨立宣言》被視為立國之本，法國當時也由《常識》作者潘恩等起草通過了《人權宣言》。但美國的《獨立宣言》，核心是強調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原意是私有財產）等三大權利，並用「天賦」來強調不可剝奪。這裡最關鍵的是，這些權利，都是指個人，而不是國家和群體。
美國的法律系統如此這般強調「無罪推論」和「程序正義」，都是源自這個「保護個人權利」的立國原則，也是美國成為這個星球上最偉大國家的根本原因（不是「原因之一」！）。
而法國大革命時雖然也制定有《人權宣言》，但無論是其文本，還是潘恩在《常識》中所顯露出來的對「個人權利」認知的薄弱（他更多強調的一個國家的獨立等「群體權利」），都更多是強調「人民權利」，是「複數」的權利。結果就出現這樣的問題：無論是羅伯斯庇爾，還是馬拉、丹東，這些革命者誰拿到權力，誰就宣稱代表「人民」，懲罰其他個體。法國作家雨果在《九三年》中說，他們就這樣「代表來代表去」，結果最後都被送上了斷頭台：「在他們判決路易十六上斷頭台時，羅伯斯庇爾只有18個月可活，丹東15個月，馬拉5個月3星期，聖法葉只有一天。」
所以，是不是充分地保護「個人權利」，不僅是法律原則的異同，更是人類文明的抉擇。
文章來源：《看》雜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