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重慶模式」 中國的災難

【新唐人2011年7月7日訊】「模式」亦稱「樣板」,或叫「典型」,這是中國運動國家特定的術語。歷史事實一再證明:毛澤東不但是個政治家,而且是個策劃高手。僅管他不懂得經濟,卻會策劃」「運動人民」的「運動」。諸如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整治胡風的「全民肅反」,「以言治罪」的「反右鬥爭」,活活餓死近四千萬中國人民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億人挨整,二千萬人使於非命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除此,還有「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每個運動他都是先樹立「模式」,然後就得用行政力量去強行推廣。無論東西南北中,地域的不同;還是寒暑雨雪風,氣溫的差異,也無論人文環境、風俗習慣的不一致,都得按照這個公認的「模式」去做。歷史上諸多「給力」笑話,最酷「杯具」,就是這樣發生的。因此,重慶的模式,將不僅決定重慶的命運,還將決定中國的命運。

上世紀中國高層經濟改革政策研究設計的智囊人物羅小朋先生說:「任何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都有偶然性。如果薄熙來沒有被派到重慶,就不會有重慶模式。但是,重慶模式產生的大背景是,中國畸形的經濟增長模式和中央當權者堅決不作為的治國方式,已經導致了全面的社會危機。這種危機遲早會轉化為政治危機,而薄熙來這樣一個具有特殊政治能量的人物來到重慶,為這個轉化造就了特殊的機遇。薄熙來顯然並沒有帶著某種事先想好的方案來重慶主政。他像世界上多數想有作為的政治家一樣,既有政治野心,也有作一番事業的雄心。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和雄心,他敢做好事,也敢做壞事。」

因此,「唱紅打黑」無論對錯,如果只在特定的重慶地區實施,它不會危及到中國人民的安全與幸福,而現在的問題是薄熙來書記為了實現他的政治抱負—解決中國社會面臨的信仰危機,不惜用權力、金錢和操控輿論的手段,向全國推進實施,目的是要獲取權力。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自然「敢做壞事」。什麼壞事?就是一步一步把中國引上「文革」老路。因為「紅歌」立論就是錯誤的。既是歌何有紅白之分?歌就是歌,歌就是音樂。音樂就是藝術,藝術共有特點了是給人快樂、享受、美感,哪有紅與白之界?是的,由於人的年齡、處境、情緒、地位、學識的不同,對歌的喜愛選擇是不一樣的,但決非是政黨或某個權勢人物所能左右和所能決定的。把歌(音樂)分成顏色,就是毛澤東「香花」與「毒草」論的翻版,就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再現。所以它是「封建餘毒」,「文革殘渣」,是反人性反歷史的。如果把歌塗上政治色彩,得出的結論便是「不唱紅歌不愛國」,「不唱紅歌不愛黨」,「不唱紅歌不忠於領袖」。請問,誰敢不唱?何況唱紅歌還可以晉升、提級、拿獎金,在押犯人可以立功減刑提前釋放,這樣的好事誰不樂意?自然爭者多多,奮者眾眾。所以這種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紅歌」,一旦和權勢與利益結合,必然翻江倒海一路走俏,攻城掠地所向無敵。再說「紅歌」一詞的始於1966年「文革」,「文革」的發祥地是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天安門廣場。那時人人手拿「紅寶書」,個個揮動小紅旗,張張嘴巴唱紅歌,口口聲聲呼「萬歲」!紅色海洋,紅色大地,紅色太空,在紅歌的摧枯拉朽下,我國大好河山轉瞬一片焦土、一片血腥…

請問薄熙來書記,你的「偉大」倡舉,重大「發明」,能與「十年浩劫」脫離干係麼?事實勝於雄辯。薄書記,你不是想把中國人民再次推向災難的火海,何況那個火海燒傷了你的父親,燒死了你的母親,還把你燒成個無家可歸的流浪兒。你不過僅僅是想通過這出奇制勝的「紅歌」手段,為爭奪權力拼命一搏,但它危及了千千萬萬中國老百姓的安定。所以「重慶模式」一當成為全國模式,第二次紅色血腥就正式登場了!我們必然堅決反對。

文章來源:《參與》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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