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7日訊】當今中國號稱世界「經濟大國」，但在學術與科研領域卻一片蒼白，竟無一人稱得上大師級的人物。雖然一些國家部門也推出、評出不少「大師」，可是這些「大師」不是緊跟政治態勢的產物，便是拾人牙慧或抄襲的「勞種」，很少有真才實學讓人佩服，故「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治下的大陸，六十多年來竟無一人獲得諾貝爾獎，雖有李政道、楊振寧兩位博士於1957年聯袂獲得諾貝爾物理學奨，可他們與「新中國教育」根本無關。李、楊兩人生在「舊中國」，成長在「舊中國」的西南聯大，1945年赴美進入芝加哥大學。此一事實更證明「新中國」的大學和「新中國」的教育制度是不能出大師的。去年好不容易出了個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應該說這個獎項是「新中國」打造出來的「光榮」。如果胡錦濤主席不令抓他，抓他后不處以十年重刑，那麼劉曉波還是個劉曉波，絕不會成為世界級的名人。也好，胡主席在位十年「功不可磨」，填補了一項空白，不得不讓全中國人民「感謝」：「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十二年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50華誕之際，中共在北京隆重表彰並授予功勛獎章的研製「兩彈一星」的23位元勛，皆師出西南聯大葉企孫教授門下，而這位元勛之父、之祖的物理奠基人，竟然在「十年文革」中被毛澤東定罪為「漢奸」，受盡「紅衛兵」的凌辱迫害，後來變成一個瘋子。沒住房，沒工作，衣食無著，瞎眼跋腳，成日只能拖著病殘之軀乞討于清華、北大之門，活活餓死於冷風苦雨的街頭。試問：這樣踐踏人才的國家還能出大師嗎？
一位資深的學者說：當代中國自陳寅格、傅斯年之後再無大師。我十分贊同此語。翻閱歷史殘章，方知三、四十年「舊中國」，堪稱群星燦爛，人才匯萃，大師如雲，巨匠溢朝。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曾有一句名言：「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此言十分有理。新政前的大學沒有黨委，是校長、院長說了算，用不著向誰請示彙報，敢作敢當。葉企孫教授在任清華大學物理學院院長時，毫無門戶之見，從1928年起，他先後聘請熊慶來、吳有訓、薩本棟、張子高、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霍秉權、孟昭英、王竹溪等具有真才實學的大師到清華和西南聯大任教。吳有訓來清華任教時，將吳的工資訂得比自己的高。在教學中，他發現吳的工作能力很強，便於1937年主動辭去理學院院長職務，推薦吳有訓擔任，直到後來吳有訓調任中央大學當校長，他才再繼任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現在中共治下的大學有這樣高風亮節的校長、院長嗎？多是爭名于朝，搶利於市，庸俗不堪的奴才與工具，哪是辦好院校的師表。我認為體制是當前中國教育不出人才、不出大師的根子，而一元的黨委負責制又是扼殺人才的屠刀。
「一切聽從黨安排」。教授沒有新觀念，學生自然沒有新思想。沒有新觀念和新思想的大學，只能出蠢才、庸才、奴才，自無人才可言。如果說1952年的院校整調，是徹底摧毀了清至民國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學運行機制，那麼1957年的「反右鬥爭」就是把成就大師的的胚胎、芽子，全部連根拔除，斬盡殺絕了。北京大學物理系高材生宋林先生深有體會地說：1950年新政伊始，「國家百廢待興，極需知識分子領軍和參与各個領域的建設，毛澤東卻把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活躍最具創造能力的那部分人打成了右派份子，而且人數超過了知識分子總數的十分之一，這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50年代前期每年都多有海外學人歸國參加建設，1957年『反右鬥爭』后一個也不回來了，不願回來送死了。」反右結束，周天寒徹，白茫茫一片真乾淨！
自此，全國的腦袋都集中到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只有領袖的脖子上長有腦袋。謬種流傳，遺毒至今。僅舉一例，連香港也擁有了一位1939年出生於河南省寶豐縣的崔琦，1951年赴香港讀書，1957年赴美深造並加入美籍，1998年獲諾貝爾物理獎。如果他在大陸，1957年定是「極右」，好在他遠走高飛，要不然與我等同一景況。出生於江西贛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高行健，是個自幼從「新中國」的小學、中學、大學讀書讀出來的學人，如果1987年不遠去德國留學,再轉到法國巴黎深造，接著宣布退出「中共」，斷難在2000年以小說《靈山》、《一個人的聖經》等著作轟動於世。就連彈丸之地的台灣也有獲得諾貝爾獎的李遠哲博士。台灣人、香港人自然是中國人，可是擁有十三億人口的大陸中國，卻無一人有此殊榮，原因到底為什麼？執政中共至今毫不反思，仍「王婆賣瓜」標榜自已是世界上最「偉大、光榮、正確」的政黨，一點也不害躁！
毛澤東所宣布的「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新中國」，是一個沒有獨立人格的國家。「沒有獨立人格的國家」，自然沒有自由的思想，沒有自由的思想自然沒有批判的精神，沒有批判的精神又怎能有創新發展？社會是個整體，人的人生觀也是個整體。很難設想，一個政治上那麼禁錮、思想上那麼壓抑的國家，卻能在科學上思考出超越全世界所有人的創新，這不是天方夜談嗎？
「反右鬥爭」最大的惡果不是把50多萬知識精英淪為「階下囚」，而是徹底摧毀和改變了中華民族知識人固有的直言性格。過去是「文諫死，武戰死」，視為做人之道。而57年之後呢？假話連篇，相互仇視，親者廝殺，愛心無存，人性失缺。傳統的人類精神文明，維繫社會生活公認的道德準則，遭到了空前的破壞。放眼巍巍廟堂，泱泱華夏，「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政權加暴力的高壓，把謊言和偽造當成真理來推行。這就是當今的中國現實！能不悲乎？
還有，我一直認為：這場反人性、反民主、反進步、反法治，倒行逆施殘害精英的「反右運動」，受害最深的不是民主黨派、國家機關幹部，而是在校的大學生。大學時代本應是人生最為美好、最為珍貴、最為有理想、最為有追求的年代，根本不懂得政治與階級鬥爭的血腥。他們以為人生道路是鋪滿鮮花的自由之路，哪知是個毒箭林立，陷阱深深的社會。更為險惡的是執政者以「革命」的名義，追求「進步」的詞語，號召學生為黨「提意見」，而後將這些莘莘學子送入地獄，成為政治祭壇上無辜的羔羊。此種犯罪行為喪盡天良，遠勝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正如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的詩句：「還沒有開花就枯萎，在一個陰天的早晨。」
在那場千古「傑作」的民族巨災中，中國名校北京大學抓了八百多名冒尖學生划為「右派」，「庚子賠款」開辦的清華大學揪出五百多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列為「賤民」；北工、北地、北航等校自不甘願落後，也把數千名才華橫溢的學子送去「改造」。筆者所在地的川大、川醫、川師、川農四校平均「右派」人數均在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八以上。至於北師大到底抓了多少右派？至今仍是個謎！
不少資料顯示：北師大的著名教授曾經比北大、清華還多，一級教授6人，二級教授16人，三級教授43人；6位一級教授有四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計有傅種孫、鍾敬文、黃葯眠、武兆發。黃葯眠當時是中文繫系主任，為毛澤東欽定。而抱著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從美國回來的細胞學專家武兆發，是反右中第一個被迫害致死的教授，甚至死後還遭到「鞭屍」。學生右派有多少？當年左派人物張邁先生在他寫的大批判文章《他們為什麼會墮落成右派分子？》一文，開頭就說：「北師大中文系219名本屆畢業生中，就有49個是右派分子，70多名共青團（包括團內右派）因喪失立場，受到了團紀處分。」據本特刊組織者、推動者的雷一寧難友證實：僅該屆六個班中的中四（一）班，33人就劃了右派13人，其中8名是極右！佔全班人數的39.39%！這個比例，遠高於張邁所說的數字。
當年反右結束，就有這樣的說法流傳：在全國數北京最左，在北京數高校最左，在高校數師大最左，在師大數中文系最左。北師大是全國培養高等教師的搖藍，而這個搖籃里的名教授均成了右派不說，它所培養的高等教師苗子（學生）近百分之四十為同樣命運，「根」和「蕾」全完了，「大師」從何而生？
《北京師範大學在1957》一文的作者雷一寧難友說得更直白：「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對於『陽謀』，有由於無知和輕信而附和者，也會有能洞察事物的複雜與叵測而質疑者，北師大可能會有北京大學的林昭和四川大學的馮元春那樣的中國的脊樑。可是由於當局對歷史資料的百般封鎖，至今人們只能推測。有幸的是，在這本《「陽謀」下的北師大之難》中，我們看到了一些仍被官方封鎖的材料，如，二十多位資深教授為了辦好教育提出的寶貴建議，幼稚單純的莘莘學子為了剷除「三害」而提供的苦口良藥——《苦藥特輯》，更難得的是，還有一張在當年6月8日下午就貼出來的大字報《這會造成什麼？——評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可是，他們這些誠心誠意幫助黨整風的批評、建議，後來統統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如果……如果，當年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人能聽一聽這些「逆耳」的「忠言」，中國的歷史就會按另一軌道發展，中國的教育就不會至今如此糟糕……」
當時全國有近百萬大學生，按各校比例推算，淪為「賤民」的不少於20萬人，這是一個多麼龐大的數字！記得，為抗擊日寇，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佔領貴州獨山，中華民族面臨存亡之時，蔣經國先生號召學生參加遠征軍，提出「十萬青年十萬軍，寸寸山河鐵鑄成」！而毛澤東卻在和平年代把數十余萬大學生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剝奪了他們學習深造的權利，為祖國工作的權利，全成為「專政」對象，失去尊嚴，失去人格，有的還屈死獄中，有的飄首刑場，怎不叫人涕淚縱橫，怒問蒼天！
沒有想到直到54後年的今天，中共繼承者仍堅持錯誤，封殺歷史，不準受害者言及此事。誰要去言及，不是監控打壓對像，便是「維穩」重點，無所不用其極。然而，這些人至今痴心不改，熱情不減，希望中共改過自新，從根本上擯棄毛澤東治國理念，回到當年所承諾的民主自由的建國構想，也就是普世價值的憲政之路。放棄一黨專政、一黨獨裁，開放言論自由，否則大陸中國永無大師，永無諾貝爾得主！
一位朋友告訴我說，如果你去德國，看到城市中心最豪華的建築，不用問，那是大學而不是政府大樓；如果你看到最漂亮的圖書館，也不用問，那是大學圖書館；如果你想聽免費的高端講座，不用請示任何人，直接進去就是，沒有人有權阻攔你；如果你想上大學，不管年齡多大，申請就行，不需要參加任何高考。又有朋友告訴我說，在中國，1957年各大學的各科學習尖子，你不用問絕大多數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現今凡是坐豪華轎車和住高級別墅的，你不用問，準是大官和擁有權勢的豪商巨富。
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09年，德國共有一百多人獲得諾貝爾獎。如果把移民美國、加拿大的德裔算上，獲獎人數將突破200人大關。德國諾貝爾獎獲得者主要來自研究型的綜合大學，其中哥廷根大學44人、洪堡大學29人、維爾茨堡大學14人（包括5位短期研究學者）海德堡大學10人、弗萊堡大學9人、圖賓根大學7人、萊比錫大學6人，此外還有其他大學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未列入統計。從以上數據來看，德國大學的確是不折不扣的諾貝爾獎搖籃，其獲獎簡直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那麼，背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專家們做了一番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原來德國是個傻得到家的政府。何以說傻？德國與其他國家體制不同，多數大學是公立性質。大學支出的每一分錢都來自政府，包括教學科研人員的薪酬、校舍的建築和維護、大學日常行政開支、學生補貼、免費的上網、圖書館大量的書籍等。遺憾的是政府作為出資人在大學里一點地位都沒有，它不能決定或者影響大學內部的任何事情，包括校長和其他高級管理者的任免。校長和各學院院長由教授自己選拔，政府無權干涉，更不可能阻止自己不喜歡的人當選。因此，校長和教授根本不買政府的賬，他們想做什麼課題研究，不需要事先報批，也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在這裏，大學是真正的"教授學生聯合體"。大學，在英文University里的本意思是："教授和學生聯合體。這個詞的原始意義表明，大學是一個由教授和學生組成的自治組織。也就是說，德國大學從傳統上就是一個只管伸手要錢而不理睬政府的機構。
那麼，政府為何只出錢而沒法管事呢？道理很簡單：德國大學得到的錢並不是政府給的，而是老百姓所繳納的稅款，政府只起到一個中轉的角色。老百姓花錢來培養自己的子弟，而政府只是幫老百姓把錢轉交大學而已。因此，大學根本不看政府的臉色，更不可能對政府感恩戴德。其次，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狀來看，德國的政黨不能在大學委派自己的黨務官員（納粹時期除外）。現在的聯邦德國有幾個主要政黨：聯盟黨（基民盟和基社盟）、社民黨、自民黨、綠黨和左翼黨。無論是大黨還是小黨，他們在大學沒有任何常設組織，也沒有校長兼書記或校長、書記各管一攤的現象。校長就是堂堂正正的校長，黨派休想把黑手伸進大學。教授和學生可以根據個人喜好支持或反對某個黨派，沒有任何強制性的要求。
信仰在大學裏面只是個人的事情，黨派根本不可能決定人事任免，更不可能左右大學的發展方向和科研課題。如果你非要問黨派起任何作用的話，德國學生會告訴你：黨派可以花錢資助某個研究課題，而且還不能直接資助，只能通過具有傾向性的黨派基金會來運作，所以才有了阿登納基金會、艾伯塔基金會和瑙曼基金會等機構。至於為數不多的私立大學，政府和黨派更無法插手。他們要進入大學進行宣傳，想都別想。在這裏，政府和黨派如果不是過街老鼠，起碼也是不受歡迎的機構和組織。也許有人會產生疑問：如果政府和黨派在大學不起任何作用的話，大學不亂套了嗎？大學不成了獨立王國了嗎？對於這兩個問題，有興趣者可以到德國大學考察一下，看人家是否亂了。至於獨立王國的說法就有點誇張，在那裡，教授、學生與社會及企業的聯繫非常密切。他們雖然不歡迎政府和黨派，倒是非常歡迎企業和非政府組織進入大學。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可以隨便來大學開設講座，也可以建立某種形式的合作。無論是教授還是學生對這樣的組織都沒有任何反感，而是持非常歡迎的態度，許多科研成果就是在企業的資助下完成的。
雖然德國嚴禁納粹組織，但卻沒有辦法阻止具有納粹思想的人進入大學學習，也沒有權力開除任何學生，除非他在規定的年限不能完成學業。至於"思想激進"的學生，只有在政治上才被稱為激進，在其他方面反而認為具有創新精神，被大學和教授加以鼓勵。許多諾貝爾獎獲得者當年思想就比較"激進"，沒有人會覺得他是一個怪人，所以也不可能被"會商"。因此，德國大學不斷出現諾貝爾獎獲得者。在他們看來，如果大學出不了諾獎，反而是一件怪事。
大學是大師的搖籃，培養諾貝爾奨項的溫床。中國的「反右鬥爭」毀滅了這個「搖籃」和「溫床」，凡是尖端教授、品學兼優的學人無不是「右派分子」。這場傷天害理殘花摧英的運動，既滅了大師的「種」，又砍了大師的「苗」。「種」和「苗」都沒有了，哪還有大師？為此，希望歷史不要重演，希望災難不要再來。希望執政的中共改弦更張，認真學習德國和美國的教育制度，把大學交給教授和學生自已管理，回到西南聯大時代！讓中國再次群星燦爛出現大師級人物。
摘自《百年中国历史真相丛书之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