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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檔案】中共學運領袖的悲慘命運

作者:鐵流

紐約時間: 2011-06-20 02: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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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永熙與陳璉的結婚照。(網絡圖片)
【新唐人2011年6月20日訊】如果說原浙江省省長沙文漢是中共黨內的最大的右派分子,那麼原清華大學黨委書記,當年赫赫有名的中國學運領袖人物袁永熙,就應是中共黨內第二個大右派分子。他們兩人無論​​是原有的高貴出身和對中共爭霸天下所做的貢獻,都相近相似,堪稱有功之臣。而得到的回報都是革命勝利的“賤民”。沙文漢夫婦是雙​​雙“榜上有名”;袁永熙不僅當了22年的老右,相親相愛的夫人陳璉還和他“劃清界線”,斷然離異。為此,由不得讓人深思: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是“走錯了房間,還是這房間本身就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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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永熙的公子陳必大,在紀念父親的文章“欲辨真火已忘言”中寫道:我們“袁家的祖籍在貴州修文,是個淵源久遠的官宦世家。400多年前袁家的祖上中了武舉,後官至明朝的貴陽守備。自此以降,這個家族代代有功名,鼎盛時期曾連出了三位進士。袁家子弟通過科舉而做官,竟綿延了十八代之久。清朝末年,我的曾祖父袁照黎中舉,先在貴州某地,後到河南確山當知縣,以後又升任觀察使,負責督辦黃河水利工程。到我爺爺袁祚廙這一輩,科舉考試在1908年被廢除了。雖說生不逢時,但官總還得有人做。袁家世代官宦,聯姻不乏公卿豪門(我的兩個姑奶奶一個嫁到清朝“盛京將軍”趙爾巽家,一個嫁到軍閥徐世昌家),自有做官的門道。加上爺爺精通文墨,又“一筆寫不出兩個袁”,在小站練新軍的時代就進了袁世凱的幕府,不久又捐了一個營口道台的官職,也算是不辱沒祖先了。“此後,”辛亥革命,風雲色變,武昌起義,清廷傾覆。爺爺在道台的太師椅上席未暇暖,就只得挾裹公帑私囊,掛冠而去,躲進了天津的租界。隨著北洋軍閥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爺爺利用他的“原始積累”和與軍閥政客們的關係,開始“二次創業”。他先是搖身一變,成了北洋政府鳳陽鹽關的總監,後來又當上了山東棗莊中興煤礦的董事長和北京(電)報(電)話局的局長,同時還在北京經營房地產和當舖,開了麵粉廠和油坊,全然不見前朝遺少的頹唐,儼然一個長袖善舞,頗思進取的“官商”(應該說是亦官亦商)。“

袁永熙的出身可謂顯赫高貴,而他自幼又十分聰明。在他周歲的照片上爺爺袁祚廙以他那手嚴謹秀逸的小楷題了首小詩:“渾渾元氣,雙目瞳瞳,握拳擦掌,盼顧自雄,人皆願子聰明,我獨願子如痴如聾。“但人生的命運總是和歷史的命運,國家的命運聯在一起,而有”報國願,為民情“的有志男兒均是熱血青年,理想與衝動常常交織在一起,稍不注意就會帶來不可挽回的災難。1935年正是民族危機逼在眉梢的歲月,日寇鐵蹄踐踏著華北平原。因病未能與兄長袁永輝,同學朱彩芷(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女兒),姐夫孫國樑(清華大學教授孫國華之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的”12.9運動“(按:12.9運動實為中共策劃,中共挑起學生的愛國熱情,企圖利用人民的愛國反日情緒,在國統區製造動亂。表面上是抗日救亡運動,實質是要國民黨停止剿共,將救中共之存亡的運動推向全國),但其救國之心已和時局連在一起。不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天津淪陷,北平淪陷,他不得不和朱自清一家撤到大後方的昆明,緊接著考入西南聯合大學攻讀經濟,很快參加了原北平中學中共秘密黨員力易週等籌辦的抗日宣傳活動,並推選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雲南總隊”的組織幹事,不久吸收為中共黨員。由於雲南省主席是反蔣勢力的地方軍閥龍雲,所以中共在那裡發展很快,僅西南聯大就有80多個黨員,佔雲南黨員人數的三分之一。袁永熙是個熱血青年,不但有組織才幹而且智勇雙全。當時他們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蔣介石“不抗日,專打內戰“,對此深信不疑。卻不知道諾大一個國家四分五裂,軍閥混戰,爭奪地盤,紅色割據,占山為王,內憂外患,民不聊生。蔣介石先生為了統一中國,既要用兵削藩,又要對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蘇維埃政權”,不然何以能鞏固孫中山創建的國民政府?但是,這其中之苦一時難為熱血青年理解,所以他們均站在對立面拼死反抗。袁永熙便是這方面的帶頭人,多次出面組織學生進行反蔣抗爭,並與陳布雷的女兒陳璉成為親密戰友。

1945年抗日戰爭獲得勝利,他已是聯大中共的第一支部書記,很快和第二支部書記馬識途聯手,策動,組織,發起聯大,雲大,中法,英專四所高等學生聯合會近6000名師生,舉行聲勢浩大的反對蔣介石先生的所謂“假和平,真內戰”的大遊行,並親自草擬“罷課宣言”。在大批全副武裝的軍警面前,他面不改色,鎮定自若,終釀成五十餘師生受傷的“一二。一”慘案。自此,他成了全國有名的學運領袖,也促使他走上職業革命家的人生戰旅。

1946年蔣,毛“雙十協訂”破裂,中原逐鹿內戰全面打響,袁永熙奉中共中央南方局之命,率領五十多名地下黨員赴北京擔任北平學委書記,緊密配合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發動的“五二0”運動,組織北平,天津數万名學生進行“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示威遊行,但國民黨只知他身分是北平金城銀行的職員,葉公超(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內弟。

1947年8月10日,為適應革命的需要,經中共上海局組織部長錢瑛同意,與時為蔣介石先生文膽陳布雷愛女陳璉在北京六國飯店舉行婚禮。陳布雷公務繁忙不能前來參加,特派時任上海“申報”社長的胞弟陳訓畬前來主持,並請北京市長何思源證婚。國民黨北平要員和社會各界名流,手持陳布雷署名的請貼紛紛前來祝賀。在婚禮後的一個月,因民主同盟章程收藏不嚴而夫妻雙雙被捕。被捕後他堅不吐實,國民黨特工人員也不罷休,遭到竹籤刺手指,往鼻子裡灌辣椒水,火燒皮膚,坐老虎凳等重刑,袁水熙均未招認自已是共產黨員,當然更未出賣中共組織。國民黨特務機關無計可施,於 1947年12凡1日,連同陳璉等共23名要犯,用飛機送往南京寧海路 19號國防部保密局看守所關押,後來在一分不關緊要的悔過書上簽了名,才為陳布雷出面保釋,並為他安排了一個美差,中國敵偽資產處置科科長,學歷史的陳璉到國立編譯館工作。1948年11月12日,遼沉戰役結束後,陳布雷感到國民黨大勢已去,在決心服毒自殺前與袁永熙談了一次話說:“我一生最大的錯誤,是從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蔣先生手下,終至不能自拔。“又說:”政治這個東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憐兒(陳璉乳名)像現在這樣,憑自已本事做點對社會有益的事情,不是很好嗎?千萬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萬!個萬!“

當然,他和陳璉沒有接受長輩這個遺訓,抱定“解放全中國,消滅舊世界,為人民謀福利的共產主義偉大信念”,很快逃離南京去到“蘇北解放區”,再後去到“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也回到了夢寐以求多年嚮往的革命“大家庭”,以為擁抱了陽光,得到了自由。誰知因他被捕而沒有死去的原因為組織懷疑,再加之還寫有與民青沒有關係的“悔過書”而被開除黨籍,但組織上還是本著“寬大為懷”的處理原則,在結論上寫有:“準其重新入黨,不影響使用。”在共青團中央成立時,他擔任了一個普通的職務學生部秘書主任,副部長。1952年新政伊始,中央青委書記蔣南翔調任請華大學校長,因蔣南翔是“一二九”學運領袖,大概是惺惺惜惺惺吧,蔣提名他作黨委書記並獲批淮。自此他一頭扎入工作,廣交知識分子的朋友,除星期日回家和妻兒團聚外,平時連家也不回,過上了一段“用彩色纓絡編織起來的日子。“

但是,好景不長,近似春夢。坐上紫禁城龍椅的毛澤東總是杞人憂天,老是擔心有人要推翻​​它,感到四處都是暗藏的反革命和反對他的人。為了鞏固權力,強化獨裁,只能不斷發動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一九五○年大殺國民黨“殘渣餘孽”,縱是鄉,保,甲長也不能倖免,1951年大殺地主,惡霸,流泯,小偷均在此例; 1952年肅整貪污腐化,斃了張子善,劉青山,嚇得廣大資本家和工商業者跳樓的跳樓,上吊的上吊; 1953年推行“統購統銷”,自此管住農民肚皮,全國人民吃糧也要按定量標準; 1954年大搞“農業合作化運動”,把分給廣大農民的土地逐步收歸“國有”,1955年借整胡風傲骨和自由化知識分子不,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肅反“審幹運動。

一言以蔽之,共產黨要把全國變成一個鐵桶子,不准許任何人有自由的思想與活動的空間,要專政又專政,極權又極權。縱觀中共幾十年的發家史,無論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紅色革命,還是“占山為王”的蘇維埃政權,也不論是抗日戰爭的敵外擴展,還是揮師百萬的中原大戰,莫不是以血淋淋的人頭祭旗慶功。在打倒國民黨蔣介石先生後,剩下的“敵人”就是自已營壘中的反對派。你要想不被打倒,要么做大大小小專政的“皇帝”,要么充當大大小小“皇帝”的幫兇,再不去做幫兇的奴才,或做沒有腦袋沒有嘴巴的木頭人!否則只能當新政的賤民或去坐監。

在這偉大的“肅反”運動中,袁永熙因有被捕“變節”一事,立即由清華黨委書記降為常委,校長助理,又因他不支持校長蔣南翔治校的家獨霸作風,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劃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降職降薪七級,被送到昌平縣長城腳下的一個勞改農場去勞動改造。接著,相交相愛 16年的妻子陳璉,為了三個孩子的前途和自已的飯碗,不得不站穩立場和他劃清“政治界線”而離婚,孩子也異姓隨母而去。自此,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孤燈冷衾,零丁度日,晨與霜劍為伍,夜和冰刀共眠,飽嚐“革命溫暖”的滋味。他在農場“改造”整整五個年頭,艱難困苦非言可表,總算活了下來。好不容易熬到1962年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分配到河北省南宮縣一家中學教書。1965年邢台發生大地震,學校食堂難以開夥,無法煮飯的他三餐成了問題。在好心人的撮合下,才與同校化學教師張蘭芬重新組織家庭。張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原矢志終身不嫁,但袁永熙的不幸遭遇和誠實為人的君子之風,深深感動了她。歷史真的有趣,無神論和有神論成為連理,而昔日“革命夫妻”卻分道場鑣!洋鬍子馬克思,恩格斯,該怎麼來解釋這個奇怪有趣的問題?

“一枕黃梁再現”,“軍閥重開戰”。袁永熙新組織起來的家庭還不足一年,“偉人”決心“要掃除一切害人蟲”,發動了“始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他作為“劉少奇,彭真安在南宮的定時炸彈”,“賣國賊袁世凱的孝子賢孫”,“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叛徒”,被那些當年和他一樣年齡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抄家批鬥,打得他,口吐鮮血,遍體鱗傷。天主教徒的妻子張蘭芬沒有“劃清界線”離他而去,更沒有“分清敵我”去楚歸漢,而是為他敷藥療傷給予陪安慰。她惟恐丈夫自殺日夜守候身旁。天主教徒的善良,人性真誠的溫暖,妻子的百般體貼,女人特有的無微不至的關懷,使得袁永熙頑強把活了下來,熬過了比反右鬥爭更大的一劫“文大革命”。22年後的1979年,他和全國 55萬多名右派一樣獲得了當年反右領導人鄧小平的“改正”,但年已六十三歲的他,還能做什麼呢?僅管也擔任了幾天北京新建的經濟學院院長和全國政協第六,第七屆委員,可失去青春,年華,家庭,再也不能回來了!1999年12月13日他走完了人生最後一段路,安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不知他臨死前是怎麼想的?心路歷程又是什麼?

我也是右派,也是一個被關押 23年家破人亡的右派,但沒有為革命去坐過蔣介石的監獄,也沒有為共產主義事業去領嘗國民黨的酷刑,相形見絀,深感懺悔,但他卻受此荼毒,能不有恨有怨麼?可能他在死前還不知道一個不可更改的歷史事實: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是抗日的!為抗日,國民黨犧牲了三百多萬壯士,224位將軍。自1937年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間,中華民國政府發動大型會戰 22次,重要戰鬥 1117次,小型戰鬥 28931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踪321萬 1419人。空軍陣亡 4321人,毀機 2468架。中共只死去兩個將軍級人物,左權和楊靖宇,紅軍戰士卻從三萬人增至百萬之眾。孰是孰非,我想誰也篡改不了!袁永熙難友好好的安息吧!你走錯房間了!

陳必大在文章中說,他曾問過他的父親,“當年你為什麼要革命?”他說:“如果天下清平,誰都想有一個穩定的職業,過體面的生活。我們家祖祖輩是為讀書做官,如果日本鬼子沒打進來,我們兄弟完成學業後,也許有人會走這條路,我的姐夫葉公超,表哥楊繼增後來都成了國民政府的部長。“他又說:”問題不在當年的理想是對是錯,問題在於為什麼後來就不能照當初的理想去做?“這也是很多革命的知識分子至今還想不通的事情或者根本不敢想的事情,凡是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國家,都是說一套做一套的。用今天理想打倒昨天誓言,明天追求又否定今天的保證,這叫“需要”。他們總是在“需要”中發展,在“需要”中變化。為了“需要”,賣妻軾父的事都幹得出來。

出身鐘鳴鼎食之家的袁永熙,在赤色幻夢的鼓動下,總想改變這個貧富不均的世界。他的哥哥袁永輝,曾是八路軍山東縱隊參謀處作戰科科長,一位智勇雙全的指揮員。令人難以相信的是,1941年在山東解放區的“搶救運動”中被當作潛伏敵特被槍決,他的另一個追求革命的兄弟也和他一樣被打成右派,前妻陳璉在“文革”中被迫自殺。對於這段慘痛的歷史家史,陳必大似有所悟地說:“從主觀上說,象我父母這樣的革命者,都受過教育,具有獨立人格和俠義心腸,所以能超越階級局限去追求為理想獻身的那份崇高。可嘆的是,並非所有的革命者都理解這種崇高,特別是當革命所建立的社會不再需要理想而只需要服從的時候,另類革命者總是最先被懷疑,被清算的。我父親兄弟三人參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結果一個被錯殺,兩個後來成了右派,加上我媽媽在文革中的慘死,簡直是無一倖免!為了成為徹底的無產者,被不斷革命,不斷修理,不斷折騰。在這種理念指導下的革命,無法產生具有生產性的制度安排,又無法包容和學習多樣化的世界,只能關起門來,愚弄群眾,運動群眾,甚至是脅迫群眾去進行內鬥,通過內鬥,在非常低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上,靠人們被鬥出來的覺悟建立烏托邦社會主義。這是一條錯誤的路,失敗的路。30年的彎路使真正的革命志士也跟著一起蒙羞!我的六舅舅陳遂,上海交大的畢業生,建設中學的教師就是這樣當的右派。他被送到寧夏去勞改後就音信杳然。直到文革結束後,家人才得到通知,六舅舅已在大飢荒的1962年死去。當時勞改隊讓飢腸轆轆的勞改犯自己去挖野菜充飢,六舅舅誤食毒草,不治身亡,享年36歲,連家都沒成。爸爸曾不無悲哀地自嘲說:為什麼我成了右派?兩條:一是被捕而沒有英勇犧牲;二是被使用而沒有意識到要報答蔣南翔的再造之恩。“

他只說對了一些,更重要的卻未說到。在我看來,馬列主義這個崇尚暴力的理論本身就是錯誤的,反人性的。凡是用這個錯誤理論武裝起來的革命政黨,不論它怎樣喬裝打扮自已,必然是想盡一切辦法掩蓋事實與歷史的真相,用盡一切卑劣的手段製造出最無恥的世界性謊言,再使用暴力去推翻原有的合法政府,建立起一個屬於自己意志與利益的極權國家。為了維護這個極權國家,必然要不斷地搞革命,搞鬥爭,清洗自已營壘中所謂意志不堅定的分子,也就是真正為人民謀福利的追求民主與自由的知識分子。袁永熙一家就是這樣的人,當然悲劇就不可避免。但願今日的中國政府能善意地對待它的子民,少一點極權多一點民主,少一點專橫多一點善良。少一點凶狠多一點人情。極權與專橫是走不通的死路!

來源:《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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