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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改革開放三十年反思】王丹：「六四」舆改革開放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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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電視 www.ntdtv.com 2008-10-30 1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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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鄧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後果，造成中國社會貪汙腐敗猖行；貧富懸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導致民怨沸騰，終於爆發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 时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开辟「改革開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陸續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顧、反思和討論。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王丹，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國西東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全美中華學人聯誼會聯合舉辦的『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发言。
【王丹】回過頭來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覺得我們要的幾個前提，不把前題設在那裡的話，討論起來可能找不到交叉點。我們經常講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但是，我们谈的「改革開放」到底是什么？ 外界尤其是西方主要談的還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其實，是在講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三十週年。问题是说改革只应该是经济改革吗？如果我們來回顧中共建國六十週年以也好；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也好，仅仅從經濟改革這個角度，或者说過多地強調這個角度的話，我覺得不可能很客觀的去看中國過去三十年走的道路。我不是针对我们在座的各位，在座的各位都談了很多經濟改革以外的東西，可是我想因为我们生活在美国，從整個西方的輿論也好；從西方的學界討論也好，我覺得都太側重「經濟」這個層面。
第二前提，到底是「改革」；還是「開放」呢？「改革開放」，我覺得很大一個特點其實還是「開放」比較多，真正的「改革」到底有多少？其實真正的「改革」並不多；但是「開放」的領域也比較少，包括政策的開放啊；包括對外資的開放啊，我覺得对這個大的特點應該有一個釐清。
第三個前提，我也是针对西方來说。 整个西方看中國，看到的都是已經變了。三十年來尤其最近『六四』以後二十年來，確實中國變化很大。問題是說中國有很多東西，其實完全沒變。我們看到這次「红海洋」的出現，就是海外留學生的「愤青」，幾萬人举着了红旗上街。我們也看到王千源，提了一點不同意見，如果你上BBS看，都是留學生，都是博士，他们都是像瘋子，堅決不能討論，王千源這樣的就直接打死算了。這些東西我想在座很多人其實很熟悉，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胡杰不是拍了卞仲耘老师被学生打死的电影嘛，他们都是些中学生。 連這個都沒變，不是說換了一代人就變了，這些東西埋在骨子裡了。 像現在新留學生，你說他們受过多少共產黨毒害？可是這個東西其實沒有變。我們一定要認清說，三十年以來，中共統治中國一直沒變。在這個前提下，我们再去看改革開放，覺得能夠更客觀一點，這是我談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就覺得中國三十年改革「起始路徑」問題。 「起始路徑」決定了後來三十年以來的發展，很多問題是因為「起始路徑」引起的問題。鄧小平不是講了吗，要「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那我們現在想的很清楚了，「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本身就很有問題。哪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啊？怎麼讓一部份人富起來啊？憑什麼就那部份人富起來啊？誰來監督富起來的那一部份呢？
我覺得整個經濟改革，它的起點很清楚地就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礎上，「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這個口號就非常清楚的設定一個不公正的起點，所以這個改革现在來看，變得就很明白。一個是說「剝奪一部份人，讓另一部份人獲利」，這是三十年改革很大的一個特點。第二，就是說「維持一部份不變，放開另一部份」。像乡镇企业放的很开，但真正国有企业有多大的变化。政治領域不去解決，而經濟領域放開。基本特點就是「維持一部份不變，放開另一部份」；以及「剝奪一部份，讓另一部份獲利」。这是我回顾改革看到的一个特点。
但是這樣的路徑能夠延續多久？我覺得有相當的問題。 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剝奪一部份，讓另一部份獲利的話，很明顯獲利的那一部份，慢慢地就會脫離國家機器。就是说他自己利益已经不需要國家機器來對等了，慢慢地它會使得國家力量，或者說原來的極權這一部份的力量有所削弱。那么「維持一部份，放開另一部份」，政府也很難繼續控制。因為你放開那部份，慢慢地也愈來愈難去掌控；而那一部份的成長就慢慢地會脫離國家力量的控制，這就是涉及到对未來的一個展望。
我覺得未來基本上是一个交叉点；是一個國家力量和社會力量的一個此消北彼長。社會力量的增長會比國家力量的增長更有空間，因為它本來就很小，所以它發展的空間挺大；國家力量的增長其實有很大的空間限制，所以我觉得对這個交叉點，我还是比較樂觀的。應該會出現的就是所謂的一個，公民力量、公民成份的增長，那當這個增長，這個點倒底什麼時候出現？我没辦法給它算命，很可能也幾十年不變；也有可能明天就變。我覺得我们看中國未來的話，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不確定性。而中國過去三十年來就是很不確定性。私人访问倒台，很多高干都完全不知道，這集團制度的特點就決定了，我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變化。所以它有可能很長時間不變；也有可能非常快就變化，這種不確定性，我覺得我們沒辦法說，真的去設計一個方案，说應該怎麼做。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考慮一些應對的方案，如果怎麼樣，我們要怎麼樣。
一九八九年的王丹
第三個部份，我想說说「六四」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中的作用。回顾改革開放三十年，我们绕不开「六四」这个问题。這本來是一個很值得切入的點，從這個點來看改革開放，也許会有一個新的角度。我覺得沒有前十年，就是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七這十年的話，不可能有「六四」。像整個八十年代的啟蒙的结果､理想主義啊，包括經濟增長開始出現不公現象，就是官倒等。没有這些事情就不可能有「六四」的發生。但是『六四』導致了後來二十年改革的特點，我覺得這個是討論比較少的。
我想「『六四』」以後，或者说受『六四』影響，形成的後來二十年中國的一些特點，至少包括三個層面：第一個，就是在知識精英階層出現「犬儒主义」。過去八十年代，如果自己怯懦的話，還不好意思。現在的知識份子要是不敢講話，理直氣壯，人而且给自己找很多理由，而且很精僻的理由來為自己辯護。這種「犬儒主义」是八九年以後出現的。
第二個，從國家層面，「經濟決定論」全面地佔據了國家所有的政策，一切都是以經濟發展為核心。这个也是八十年代没有的。
第三個，就是說整個社會層面「常识」消失。其實我們有些講說重建道德，我覺得中國還重建道德呢？別說道德，連倫理都沒有了；別說倫理，現在連常识都沒啦。整個後二十年整個社會全面流失常识。很簡單道理「不能殺人」，它算不算常识呢？這麼簡單的常识。你看現在多少人振振有詞的說，「六四」開槍應該的。包括當初被迫害現在都这么說。我們不要討論政策這個層面，「不能殺人」這麼簡單的一個常识，怎麼可能「六四」開槍是對的呢？這些東西本來是不能討論的，這是社會公理。如果一个社会公理，连這些底線都可以討論的話，社會沒法向前走。但是我們看整個後二十年的改革，我覺得整個常识全面的流失。我想這三個意見都是直接跟「『六四』」有關的，當然這個鎮壓以及後來政策的導引導致的。
所以我們要看改革開放的話，真的應該把「六四」做為一個切入點；或者是從「『六四』」這個角度，去看它對改革開放的影響；以及改革開放對它的影響。当然这个可能是个大文章，在座的各位都是高人，希望你們能夠，如果能夠從這個角度去想的話，那么在明年「六四」二十多年的時候，寫出相對的一些思考，對我來說也是很大的收獲。我想我就簡單說這些，谢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编者注】王丹北京人。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8年转入历史系。「八九民运」期间，担任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是绝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六四」事件后，王丹被中共当局全国通缉，199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监禁四年， 1993年2月获假释。1995年，再次被捕，并在1996年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中共当局允许王丹「保外就医」，并于同年4月19日将他递解上一班前往美国的飞机。1998年7月就读哈佛大学，2001年6月10日获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学位，2008年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学位。现任《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一九八九基金会」理事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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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打：張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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